佛教倫理學的「超義務」

佛教倫理學的「超義務」

佛教倫理學對於「超義務」（supererogation）的看法，或可以大致初分兩種：

1.      肯定超義務的存在

佛教中有人天乘、聲聞乘與菩薩乘的區別，人天乘行者追求世間福報功德，聲聞乘行者重視個人的解脫，而菩薩乘行者則誓願救度一切眾生；如此菩薩所作所為被視為超越了人天、聲聞所應盡的義務，菩薩「六度」之布施和忍辱，特別強調無私的奉獻和忍讓，包括「四攝法」、「四弘誓願」等，都是超義務心行的典型例子，而必須肯定超義務的存在。

再者，就佛教對於在家眾與出家眾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出家眾捨棄世俗生活、嚴守戒律，其行為被視為超越了一般在家眾所應盡的義務，可知佛教內部之間即存在著不同層次的道德要求，若超出低層次展現出高尚行為，則可被視為超義務。

2.      否定超義務的存在

義務與超義務之間沒有明顯界線，義務與否乃「因人而異」。尤其菩薩道的核心是「上求菩提，下化眾生」，菩薩之「無我」為了利益眾生，會盡其所能地行善，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從這個角度來看，菩薩的行為雖看似超越一般道德義務的要求，但這些行為並非「非義務性」的，而是菩薩修行本身的內在要求，「菩薩行」雖然看似超越義務，但實際上亦為了成就佛道，屬於其義務實踐的一部份，如此之「因人而異」，對菩薩來說就未必有「超義務」可言。

換言之，對於菩薩來說，這些行為並非可有可無，而是其修行的一部分，「超義務」行為成為其修行目標的自願性選擇，如此似削弱了其超義務性質，成為了一己更高層次的「道德責任」；可知「超義務」只在於「選擇」，而無關乎「道德」（之高尚與否）。

然「因人而異」是否即否定超義務的存在？「一樣米養百樣人」，對菩薩自身不是，對外人或一般人來看就未必不是，如此客觀而這仍普遍被視為是超義務的行為。

綜合上述兩點，可知「超義務」存在與否涉及行為者或修行者不同的人生層次和生命階段，對初學或新學者來說，某些行為可能被視為「超義務」，但對久學者而言，同樣的行為可能只是基本要求，其超義務行為更像是一種自然表現，源於對眾生的慈悲心，而非外部規範所要求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