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擴大善來減除惡（眾善奉行）
善與惡在佛教密切相關，例如善的梵文kuśala（巴利語kusala），惡即為akuśala（巴利語akusala），善的反面即是惡。佛教所說的三不善根（梵akuśala-mūla，巴：akusala-mūla）所指為貪（rāga）、瞋（dveṣa）和癡（moha），此不善亦可云惡，即佛教所謂的「三毒」，導致煩惱和輪迴的心理狀態、動機和行為，反之三善根即為無貪、無瞋、無痴。
佛教的善與惡密不可分，善是在「止惡」的基礎下擴大開展，猶如十善是五戒或七戒的擴展。然而惡一定是世間惡，不可能（或不可言）出世間惡；然所謂的善，不只有世間善，還有出世間善，甚至世出世間善。可知行善或善行與止惡相關，但又不僅是止惡而已，統攝一切佛法修學的整體包括人天道（五乘共法）、聲聞道（三乘共法）和菩薩道（大乘不共法），皆可以言善道、善法，只是深淺、高低等的差異。
佛教的善惡觀在其倫理學和修行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從中可知道德價值的心理學基礎，如佛教既以貪、瞋、癡為三不善根，心理狀態和道德傾向合而為一，而為「心理倫理學」（psychological
ethics），善與惡不僅僅是道德評價，還關涉到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心識品質，如善心、善心所以及不善心、不善心所等，心的善惡概念與染淨環環相扣，可說是透過心的染淨（善、不善）說明業的善惡，及至於果報的苦樂，而與佛教煩惱消除的解脫道路息息相關。
既然善與惡相對而相成，防非止惡的最好方式之一是擴大良善，在愛與善擴充的前提下，不強調對自己的公平正義，如此雖防惡才足以言善，但亦有「以善止惡」之可能，藉由擴大善來防範惡，一個人的善念、善行增多，惡念、惡行自然減少；若依「心平何勞持戒」一說，或亦可言「心『善』何勞持戒」。不只就個人心性修養及行為要求而言如此，放到廣大社群之中，小至家庭大至公司、企業乃至國家社會等，只要群體中的好人與善行增多，自然而然得以擴增「善效應」，影響所及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良善增益、增能，如《荀子．勸學》：「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或者《大智度論》：「得是正心行處，心則端直；譬如蛇行常曲，入竹筒中則直。」善惡兩端拉力牽引，自是為數眾者、為力強者得勝。
事實上，義務的強調或正義的追求皆是為防制不公不義，然而為何會發生不義情事？緣由之一是人類的「欲望」問題（「欲諍」），即一般所說的貪欲，因貪得無厭，把原本不屬於自己的強佔己有，使得受害者或被剝奪者心生怨懟。正因為欲望無限，不公不義亦無窮，如此就有無止盡的爭奪殺戮。相對的，如果人心不貪，安分守己得所應得（「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則自然中規中矩、為所當為。因此相對於現今西方公民社會強調公平正義，重於客觀法治的規範施設來保障每個人應有權益，東方哲學傳統亦以內在心性修養為著眼面向，重於寡欲、無欲、戒貪、戒得等。
可知除了強調客觀規範的行為準則外，亦可重視返求於心的自我約束，一如儒家之視「義」為「羞惡之心」，以及佛教戒律之「防非止惡」，皆是往內在心性要求正義、履行義務。如此義務的體認，可視為一種內在德性，重於自我要求、以身作則，不只消極的不造惡行，更要積極的力行善法，甚至當為的好事若不為，恐亦有犯戒之失（如戒律中的「作持」觀念）。
尤其菩薩修行脈絡更是如此，畢竟「義」一詞本身即為正向語彙，不只「不義」要避免，而且「義」要積極實現。相似的，英文的just除了正義外，亦有公平、正直、合宜、應得、恰當等意涵，相對於unjust表達出負面意義，義行本身即是善行。如此，佛學暨東方哲學之視「義」為一種內在美德，或成為當今法政哲學以「義」為外在規範及制度建立的另類思考，意味著「義」不只是制度問題，還涉及心性修養。
總之，「義」作為美德、品格，操持涵養即通往義務擴大的進程，所謂的「超義務」即成了義務，依於內在德性的心理傾向自發性的作為，如何培養此內心能力即成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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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東方哲學朝向「止於至善」，但有時大談心性之學卻緩不濟急，流於主觀乃至落入教條口號，放任不公不義的存在發生。相對的，西方以客觀制度為依據，就法論法，「除弊」易於立竿見影。如此，談公義保障時若能雙管齊下，同時注重心性教化、欲望節制等，美好社會的實現才更可以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