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實踐、療癒

信仰、實踐、療癒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的辦學理念與慈濟學的實踐向度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創立二十六年來，始終以「信仰、實踐、療癒」三大理念為核心宗旨。此宗旨歷經歲月淘洗，已成為本所最具辨識度的精神標誌。我認為，此三個理念不僅是本所的學術特色，更具有超越單一學程的普遍意義——它既是宗教傳統的共同關懷，亦可作為整個人文學科面對當代社會苦難時的價值座標。 

以下，我將從兩個維度闡釋此核心架構：一為普世宗教與佛學義理的層面，二為慈濟經驗的實踐層面。 

一、普世宗教與佛學義理的向度 

宗教的關注在於「信仰」，信仰提供人生方向的指引，使我們得以在紛繁複雜的現實世界中，確立良善生活的價值基準。然而，信仰若僅止於觀念層次，便容易流於抽象口號；唯有將信念落實於日常生活，轉化為具體的行動，方能稱之為「實踐」。從佛學的視角而言，實踐即是將法義落實於身口意三業，以期達成「苦的止息」——這正是「療癒」的根本義涵。因此，信仰、實踐、療癒三者並非孤立的概念，而是一條由「信」入「行」、由「行」達「聖」的完整實踐鏈。 

以佛法為例：佛陀的教法為信眾確立了世界觀與倫理準則，此即「信仰」；依教奉行，將法義化為自利利他的菩薩行，此即「實踐」；而最終導向個人與眾生之苦的消解，此即「療癒」。此三者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無信仰，則實踐失其方向；無實踐，則信仰淪為空談；無療癒，則信仰與實踐皆失其終極意義。 

二、慈濟經驗的實踐向度 

作為以宗教研究與佛學研究為基底的研究所，「慈濟研究」亦是我們重要的學術關懷；深入觀察慈濟社群的運作邏輯，可以發現「信仰、實踐、療癒」亦與廣大志工的內在期許高度呼應。 

所謂「信仰」，在慈濟的脈絡中，首要意義在於對證嚴上人核心教法的深刻理解。慈濟的師兄姐皆為上人弟子，體證「佛法生活化」的精神、把握上人「為佛教，為眾生」的思想理念，作為一切行動的基礎。此處的信仰並非盲目的情感依附，而是經過理性反思後的價值認同。 

所謂「實踐」，則體現為《靜思語》那句廣為傳頌的開示：「做就對了。」慈濟作為一個以服務苦難眾生為宗旨的慈善團體，其精神核心正是一種務實的行動哲學。然而，「做」並非僅憑熱情即可；面對當代社會日益複雜的苦難樣態，實踐更需要專業知識與方法論的支撐——如何以更圓融的智慧、更專業的技能、更細緻的關懷方式去服務受苦之人？這正是研究所及大學教育可以提供的重要資源。許多志工選擇進入研究所深造，其目的即在於充實專業知能，使自己在服務大眾時更具效能，成為一位有方向、懂方法的「菩薩」。 

所謂「療癒」，則指向慈善事業的終極目的。慈濟的醫療志業、慈善濟助、國際人道救援等種種作為，皆是為了幫助病苦眾生遠離身心折磨。然而，療癒在此具有雙重向度：一方面是如何「拔苦予樂」，使受助者脫離苦難；另一方面則是志工自身在付出過程中的生命轉化與煩惱解脫。如何讓志工在服務中同時獲得心靈的療癒，而非僅是單向的耗損，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 

三、結語：邁向下一個六十年 

綜上所述，「信仰、實踐、療癒」作為本所的核心架構，既能回應普世宗教的人文關懷，又深度契合慈濟志業的實踐需求。信仰確立方向，實踐轉化理想，療癒圓滿目的——三者共同構成一個完整且自足的實踐論述體系。 

值此慈濟基金會創立六十周年之際，對「慈濟經驗」進行更深層的學術論述與理論梳理，顯得格外迫切。 

長久以來，慈濟「做得多、說得多」，但有系統的文字論述說理卻相對有限，這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因此誠摯歡迎懷抱相同期許與抱負的志工們加入我們的行列，共同深研佛法、慈濟學與上人的智慧教導。透過學術研究與實踐經驗的相互激盪，我們的慈濟志業將能紮根更深、行走更遠——不僅總結過去六十年的寶貴經驗，更能為下一個六十年的永續發展，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與人才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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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不焦慮

「焦慮」不必焦慮

最近看了一場研究「焦慮」的哈佛學者在 TED的演講，針對容易焦慮的人，他最後提出三點想法：

第一，以正面的態度看待焦慮。焦慮意味著你正在追尋某種有意義的事物，心中懷有實現更高價值的渴望，因而對「得」與「失」格外敏感。

第二，不要懼怕焦慮的感受，而要去擁抱它、體會它，讓這感受完全地被接納。 當你接納焦慮時，它便會轉化，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相反地，當你試圖抗拒它，其反而會愈演愈烈。因此，只需「任其如是」、「全然同在」——接受之繼而觀照之。如此，焦慮便能成為生命中一段獨特的體驗。

第三，學著認清「人生本無常」這一事實。這正契合佛法「無常」的教義：面對萬事萬物皆在變化的過程之中，但求盡力、坦然以對，並接納一切新的可能。無常既不可避免，我們便須及早作好心理準備，如此一來，不必要的焦慮自會減輕。

這三點頗具啟發，其實不只是焦慮，對於恐慌、憂鬱、憤怒等負面情緒，皆可以相似方法應對之。

不過，作為有宗教背景的人，我認為最究竟、最有效力的對治之道，仍是佛陀的教教誨，尤其是應用禪修的觀念和方法，透過正念覺知、數息觀照等，調伏、調理、調整各種情緒，使心靈心思得安頓、安穩。

「實用佛學」

「實用佛學」

佛法關切世間苦難，學習佛法、研究佛教，正是為了將此等理論教法，應用於我們的真實生活之中。事實上，長年以來「實用佛學」即為我們宗教與人文研究所發展的主要方向與目標，以「信仰、實踐、療癒」為辦學特色，這也契應於本所是由佛教慈善團體所創辦的學術單位。

為什麼我傾向使用「實用佛學」（practical Buddhology）而不是「應用佛學」（applied Buddhology）呢？因為佛法本身就非常具實用性、實踐性，幾乎每位佛教徒都知道早期佛教中著名的「毒箭」的譬喻。

佛典記載：如果一個人不去正視自己以及這世間的苦，就如同一個人被毒箭射中，卻不想拔箭、不求診治。由於箭毒性極強，若他反而追問「是誰射我」、「這支箭、羽毛是用什麼材料做的」、「他為什麼要射我」之類瑣碎或次要問題，他將會在等待這些問題被解答的過程中因毒發而死。因此，一個學佛之人，若只是不斷地探問無關緊要的問題，卻不關注自己當下身心的煩惱狀態，就如同那個愚痴之人。

因此佛教中有一個術語叫「無記」（avyākṛta），意指那些與解脫無關、不涉及善惡業報評斷的言論，缺乏急迫性。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理解佛陀的教法其實是非常務實的，佛陀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一種「實用主義」者，與近代實用主義哲學家如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約翰．杜威（John Dewey）等人的思想有所呼應。

佛陀最初、最真的教法，不管從何種面向來說都是極具實踐性的。例如，當佛陀說「人生是苦」或「人生有苦」時，這並不是一個形而上的觀念或抽象思維，而是一個真實的現象，確實存在於一切眾生——尤其是人類——的生命之中。既然我們有苦，無論是心理上的還是身體上的，就必須努力找到方法，減少甚至消除這些苦，進而實現真正的快樂。

沒有人喜歡苦、厭惡樂，所有人的天性都渴望追求快樂，所以理解「苦的現象」、「苦的成因」、「滅苦的方法」，以及達到「苦的止息」，便成為佛陀教法的核心關懷，甚至可說是唯一的關懷，這就是所謂的「四聖諦」。所以回到歷史上佛陀的原初教導，佛法是非常實際、非常務實的。

正是基於這個理由，我偏好「實用佛教」或「實踐佛教」（pragmatic Buddhism）這樣的說法。當然，「實用」、「實踐」這個詞涵蓋了許多層面的意涵，可以指一種態度，一種研究佛法時務實的取徑；也可以意味著對我們自身佛法修行的要求——我們不能只是天馬行空泛談佛法，卻沒有真正的生命體驗。換言之，「實修」、「實證」的本身會是學佛的重要目的。

這既是從個人的角度而言，也是從群體的視角而言，將佛法的精神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以佛陀的智慧來關懷人心、參與社會。因此，「實踐佛教」也涵蓋了「入世佛教」的面向，也就是當代佛教界相當著名的「社會參與佛教」（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的概念等。

只不過，相較於「應用佛教」或「入世佛教」，我更傾向使用「實用佛教」這個說法，認為後者包含了前者，除了自我心靈的淨化，亦著重佛法的現世關懷，以解決實際的問題。這當中還有許多不同面向，例如：應用佛教倫理學、應用佛教心理學、應用佛教經濟學、應用佛教社會學、應用佛教人類學、應用佛教生物學等。

此外，當我們談論佛教的修行時，這也與「療癒」相關，呼應了我希望發展的「佛教療癒學」（Buddhist Philosophy of Healing）此一學科方向。

「實用佛教」可說是佛陀教法核心精神的體現，而且可以涵蓋更為全面、更具包容性的內容。如果我們能夠把握此理念，那麼佛教及其相關概念的呈現與開展，便能更加多元豐富，也更容易被廣泛接受。

以上，乃是我對「實用佛學」的初步想法，我們預計在今年年底舉辦一場關於「實用佛學」的工作坊或交流平台。這個活動有兩個目的：一是推廣此理念，二是招募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我們的學程。當然，具體細節仍待進一步討論，我們很幸運，有幾位師兄師姊願意協助我們籌辦並啟動這個計畫，讓其成為一常態性的年度活動，讓佛法的智慧能切實進入到每個煩惱的心靈，溫潤一切苦難的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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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靈魂

求真、向善、體美、朝聖

偶然間讀到一篇文章，一位學者認為「學術自由是大學的靈魂」——若缺乏自由，包括自由寫作、自由思考、自由表述——自由的學術研究，大學便失去了它的價值。

這個說法觸動了我，讓我對「學術研究」一事生起一些思考。作為一名在大學任教的學者，我部分認同這個說法，卻也部分不認同——或者更精確地說，可以將其表達得更清楚、更完整一些。

在我看來，學術自由未必是大學的靈魂；核心精神（之一）應是「對真理（或「實相」）的追求」。

大學是一個創造新知識、抉發新觀念、傳播新發現、討論新理論的地方。當我們擁有新的知識或新的認知時，我們便更接近對「實相」的理解，更接近對這個世界真實覺察。因此，探求真理，應是知識存在的目的；而學術自由，則是保障這種對真知的追求不受干擾的前提條件、必要預設。

換言之，學術自由是一種狀態、一種工具，用於各個學科探索真理，如此，「真知」（包括真理與實相等）才是大學的靈魂，乃是學術單位最核心、不可或缺的部分。讀書人當懷有道德上的良知，探究真相，並向世界傳遞如實知見。

然在我看來，「善」與「美」同樣是不可或缺的——至少對一個完整的人生而言是如此。價值有許多不同的面向：對真理與實相的探求是其中之一；而和諧社會的實現、世界秩序的良善，以及生活空間的美感等，同樣都是重要價值。

所以，真、善、美，當是普世人心不可或缺的，甚至還包括「神聖」——科學求真、道德求善、藝術求美、宗教求聖。

然而當今學術研究中，我們往往過度強調對「真知」的追求，卻忽略了美善的實踐等，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所謂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不是老掉牙的觀念、小學教科書的內容，而是人一生教育的目標，如此我們應該以更寬闊心胸來看待學術研究，創造人生幸福的完滿實現。

實質精神重於形式表象

實質精神重於形式表象

前一陣子與學校的同仁談話，其中有幾個觀點具啟發性。首先，我們必須將「慈濟」視為一種聲譽、一個品牌、一項榮耀。任何有機會在慈濟工作，都成為這個社群一員（包括在慈濟教育體系中就讀的學生），都應該感到自豪與光榮。就像人們在蘋果（Apple）、台積電（TSMC），或是由黃仁勳創辦的輝達（NVIDIA）等知名且受人尊敬的科技公司工作一樣。這些都是成功且享譽盛名的機構，許多人都希望能加入這些團隊。

在慈濟，我們也應該具備同樣的自信，畢竟這是華語世界最大的慈善組織與佛教團體，乃是一非凡、卓越的成就，我們必須為此感到與有榮焉。

其次，看待非慈濟背景的同仁，應重於實質精神而非形式表象。志業體中，有些人是證嚴法師的虔誠追隨者、弟子或信徒，也高度認同慈濟的價值觀，但這不代表他們的工作能力與做事態度就一定很好。相對地，有些人即便不是慈濟委員，也不是法師的弟子，但他們全心投入教學與卓越的研究。我必須說，這些人對大學和慈濟的貢獻，當勝於僅僅擁有委員證或信徒身分的人。

因此，我們必須讓制度更具競爭力且更加開放，志業體中無論是慈善、醫療、教育還是人文，自有許多「非慈濟人」，但他們全心奉獻，在專業領域中扮演好自己角色，我認為這已經相當值得肯定，相信證嚴法師也會高度認同他們的表現。

關於慈濟職場中的同仁分類，其理想程度或分為以下四類：

類別	專業能力與工作態度	慈濟身分與理念認同	組織價值評估
第一類	優秀、具備專業能力且勤奮	慈濟志工 / 核心認同者	最理想：雙重身份的完美結合。
第二類	卓越專業與良好態度表現	非慈濟人 / 非弟子	次佳：對大學競爭力極具價值，值得高度肯定與留用。
第三類	專業知識不足、能力有限	順服慈濟精神 / 忠誠跟隨者	待加強：有熱忱但缺乏實質專業貢獻。
第四類	工作態度差、能力不佳	非慈濟人	應淘汰：若組織欲健全發展，應排除此類人員。

在慈濟的大學教育體系中，當以開放的心胸來看待這個議題，只要能滿足前兩類條件的人才，都值得我們尊重、重視；尤其是第二類人才，必須好好留住他們；唯有這樣，慈濟大學才能在整體高等教育體系中蓬勃發展，並具備高度競爭力。

 

「為佛教、為慈濟、為上人、為眾生」

佛教學者的角色扮演

作一個學者，或者所謂「讀書人」，過得應當是簡單的生活。

讀書人不屬於任何小圈子或派系，當你安住於學術環境，主要身分就是一名研究人員與大學教授。不需要為了生計去迎合、依附任何人，避免捲入複雜的人際關係；你的薪水與生存尊嚴，並不取決於他人的臉色，而是取決於你自身的學術表現與教學品質，除此之外，其餘皆是次要。

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就不免存在複雜議題與諸多紛擾，當然，也會有志同道合的理念。相似的，慈濟是華人社會中規模最大的慈善組織，這裡匯聚了形形色色的人，而這些共識或分歧，往往將人們劃分為不同的群體；這些異同，有時關乎崇高的理想，有時則僅僅是基於現實利害的考量。

我在慈濟的角色定位非常純粹，那就是一名「學者」，毫無動機加入任何特定的人際圈。不過身為慈濟大學的教職員，我有責任服務這所學校，讓她變得更好，將自己的職位或任務視為協助慈濟大學成長與發展的中介，唯有如此，亦才能「職志合一」，護持佛法，並為證嚴上人、慈濟志業乃至於一切人類做出貢獻。

證嚴上人一生承載著其恩師——印順導師的殷切期許。當年印順導師贈予她極其簡單卻震撼人心的六個字：「為佛教，為眾生」，成為上人終身實踐的座右銘。而我們作為上人的弟子與慈濟社群的一員，在這個精神基礎上，自然又延伸出了另外兩項責任——「為上人，為慈濟」。因此，這四者是緊密相連、融為一體的：「為佛教、為慈濟、為上人、為眾生。」

這四項使命，當是長年身處慈濟中最堅實、最穩固的終極目標，所有慈濟一份子，無論是志工、同仁等，都應當抱持著相同的理念願景，在此大方向下，其餘的世俗考量都退居次要。

回歸簡單、清楚的學者角色扮演，內心維持這份清明，如此一來，不必陷入複雜的人事糾葛，以一種極其簡約的方式安頓生命；這是我對自己的惕勵，也是我願與他人分享的想法。

在慈濟的世界裡，如果說「某人是屬於某個主管、派系的」，我認為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我們真正的引領者只有一位，那就是證嚴上人，真正關心的只有一項，那就是眾生苦難，其餘所有都是次要，期盼所有在慈濟奉獻的都保有這純淨之心。

失智業不失

失智業不失

當一個人開始忘記自己是誰，他還承受著業嗎？這個問題，因幾則近日新聞而浮現心頭。失智，或許奪走了記憶，卻奪不走業的流轉；而真正的修行，正是在業力的流轉中，保持一份清醒的慈悲與覺照。

前總統馬英九先生似乎也面臨失智的困擾，這意味著認知能力正在逐漸退化。幾個月前，也驚聞台大醫院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名醫同樣罹患了失智症；而大約在兩年前，我的一位好友、同時也是我們學校同事，亦因失智相關問題而與世長辭。這一連串的發展確實令人心驚。

關於失智病因繁複，甚至包括長期緊繃、壓力、憂鬱、焦慮以及睡眠匱乏等因素。這無異於敲響了警鐘，不少忙碌的現代人都將成為失智症的「潛在候選人」。

這幾天我幾度思索，失智症或許不單單是一個純粹的生物學或醫學問題，也是一個深刻的「哲學」課題。當一個人喪失了理智與認知能力，記憶（特別是短期記憶）支離破碎，甚至認錯人事、無法做出清明的決斷時——他，還是原本的那個「自己」嗎？

陷入這種生命狀態，究竟是承受了更多的痛苦，還是反而減少了痛苦？這就像一個沉醉不醒的人，對世事已然一無所知；而這種「不知」（unknowing），有時未嘗不是面對這個苦難世間的一種解憂或防衛機制。

換言之，如果一個失智症患者，失去的是計較執著與感知痛苦的能力、遺忘了世俗的憂悲苦惱，心中只留下純真、近乎赤子般的質樸心境，不再有算計，不再有競爭與無止境的慾望，只是單純地依循當下的本然活著，那麼他是否可能活得更快樂一些？

當然，我對失智症的醫學認知仍非常有限，我所設想的理想狀態是：遺忘這個世間的苦難，卻不失去與人溫柔互動的能力，依然能在現實世界中與他人傳遞溫暖。

這再次印證了佛法「人生是苦」（Life is suffering）。苦，是因為生命中充滿了太多我們無法主宰、無法掌控的挑戰與苦痛。然而，「假使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大腦的記憶雖會喪失、淡去，萬般皆帶走，隨身的業仍因果昭然、待緣而報，只要常懷正知正見、常保正信正行，面對一切無常我們皆能隨緣自在、泰然處之。

「道德療癒」

道德何以療癒？：從業力信念到生命安頓

世間的療癒方法不計其數，但有一種療癒方式極其純粹，卻未必容易實踐——那就是與「道德」深刻相關的療癒，姑且稱之為「道德療癒」（Moral Healing）。

佛陀的核心教法不離因果業報（Karma）與緣起法（Pratītyasamutpāda）。「業」是一個普世性的概念，其不限於佛教，亦不專屬於古印度文化或印度教。

若要為「業」的理解尋找一個具象的符號，那便是「道德行為」。當我們行善，就是在累積善業；而當我們造惡，就是在自作惡業。這非常容易理解，亦即道德領域中的因果律。當然，歷史上也有些道德虛無主義者會全盤否定道德的真實性或存在，但那是另一話題了。

我深信，宇宙中必然存在著一種「存在之法」（law of Being），這不僅僅是人類心理上的假想或內在期待，更應該是所有具備意識感知之人的基本共識。這正如同中國文化中所說的「道」——有道，便有圓滿。圓滿存在於萬事萬物之中，是這座宇宙的普世法則。

在我看來，「善惡有報」（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不僅僅是一條因果律，在邏輯上也是言之成理的。舉例而言，當一個人行善時，我們會認為他理所當然、順理成章地應該獲得相應的善報；相反地，若一個善人不斷行善，卻遭遇懲罰與悲劇的下場，我們便會譴責這是不理性、不合理的。因此，業力或道德因果律，當與人類的邏輯理性是完全相容。

真正的難題在於「時間的跨度」（time duration），因現實上仍可看到有人行善卻遭遇惡果，或者其善行並未帶來預期的回報。然而，這僅僅是時間問題。拉長尺度來看，萬事萬物終將各歸其位——這不免會延伸至未來世。因此，長遠來看，問題只在於個體何時承受其應得的懲罰或獎賞。

當人們了悟業力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法則時，內心便會感到無比的安全與釋懷。我們將更甘願去成為自己理想中的模樣，並進一步利益他人。中國古人說：「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這意味著當我們努力恪守道德時，內心常能保持和平、穩定、寧靜與知足。

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道理，然而凡夫都有自身的局限與慾望，心中皆耽溺著三毒：貪、嗔、癡。因此，嘗試做一個有道德的人，聽起來似乎不難，但除非我們時時自我惕勵、嚴格要求，否則這對任何人而言，都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終身任務。

所以，當生命中發生某些波瀾，特別是觸及內心幽微處時，我們必須捫心自問：自己是否真正行得正、坐得端？是否真心在為他人著想？而當我們面臨令人恐懼、甚至威脅生命的困境時，我們是否堅信：對業力的信仰與自身的道德操守，將帶領我們安然度過一切災厄？

在佛教與中華文化中，皆有一個共通的信念——「德不孤，必有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善良有德之人將獲得上天或諸佛菩薩的冥冥護佑。

如此道德（morality）是探討精神性（spirituality）的第一步，精神性必須奠基於道德之上，猶如佛教戒定慧三學中，「戒」為首要；一個不講道德的人，絕不可能擁有真正的靈性。因此，將道德視為一種療癒的方式，簡言之「道德療癒」，能賦予我們直面生命悲劇的力量。只要我們能篤定自己的良知與美德依然完好，一切終將安好，任何考驗也都能平穩度過。

當然，這絕非一廂情願的自我期許或流於盲目的樂觀。現實中，有些惡人往往會以極具毀滅性的方式，堅信自己是在行善。例如希特勒當年可能自認為他不但在拯救德國人，更是在淨化全人類，因而敢於屠殺無數的猶太人，自詡在優化人類物種。

歷史上無數的罪惡，包括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發起者往往都自詡動機正當；為了保護自己的同胞、爭取國家的利益，他們不惜對敵人發動慘烈的戰爭。

有時在佛法中，的確會將某些激進手段理解為「方便」（upāya），作為菩薩度化眾生而採取的靈活善巧手段，然而為了更高的善，將暴力作為一種權宜或權巧方便，果真是「方便」的實踐？我認為，一旦牽涉到傷害與殺戮，就必須抱持極其審慎的態度。因為我們的初衷或許出於善意，但只要夾雜了執念與無明，這種動機最後仍會導向極其恐怖的災難結果。這正彰顯了全球局勢與人性特質的錯綜複雜。

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自我反省、自我檢視，甚至頻繁地去質疑與挑戰自己深信不疑的真理：我所堅持的，真的就是絕對的真實嗎？我是否被自己的意識形態（ideology）所綁架了？我選擇的行動，是否正在造成不必要的傷害，並給他人帶來痛苦？

可知，真正的道德療癒，不只是相信善惡有報，也不只是努力做一個好人而已，更是一種持續的自我反省：在追求善的過程中，不斷檢視自己的動機，警覺內心的貪婪、恐懼與執著，避免以正義之名傷害他人，以理想之名製造苦難，不讓意識形態遮蔽了良知的光芒。

當一個人既能堅守良知，又能保持謙卑；既相信道德的價值，又願意時時反省自己的有限與盲點時，內心便會生起一種深層而穩固的安定，道德療癒才不流於自欺，而成為真實可依的生命力量。。

這種安定、安身立命，不是來自外在的成功，也不是來自命運的保證，而是來自於知道自己始終走在向善的道路上。如此，才是「道德療癒」最深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