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智業不失

失智業不失

當一個人開始忘記自己是誰，他還承受著業嗎？這個問題，因幾則近日新聞而浮現心頭。失智，或許奪走了記憶，卻奪不走業的流轉；而真正的修行，正是在業力的流轉中，保持一份清醒的慈悲與覺照。

前總統馬英九先生似乎也面臨失智的困擾，這意味著認知能力正在逐漸退化。幾個月前，也驚聞台大醫院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名醫同樣罹患了失智症；而大約在兩年前，我的一位好友、同時也是我們學校同事，亦因失智相關問題而與世長辭。這一連串的發展確實令人心驚。

關於失智病因繁複，甚至包括長期緊繃、壓力、憂鬱、焦慮以及睡眠匱乏等因素。這無異於敲響了警鐘，不少忙碌的現代人都將成為失智症的「潛在候選人」。

這幾天我幾度思索，失智症或許不單單是一個純粹的生物學或醫學問題，也是一個深刻的「哲學」課題。當一個人喪失了理智與認知能力，記憶（特別是短期記憶）支離破碎，甚至認錯人事、無法做出清明的決斷時——他，還是原本的那個「自己」嗎？

陷入這種生命狀態，究竟是承受了更多的痛苦，還是反而減少了痛苦？這就像一個沉醉不醒的人，對世事已然一無所知；而這種「不知」（unknowing），有時未嘗不是面對這個苦難世間的一種解憂或防衛機制。

換言之，如果一個失智症患者，失去的是計較執著與感知痛苦的能力、遺忘了世俗的憂悲苦惱，心中只留下純真、近乎赤子般的質樸心境，不再有算計，不再有競爭與無止境的慾望，只是單純地依循當下的本然活著，那麼他是否可能活得更快樂一些？

當然，我對失智症的醫學認知仍非常有限，我所設想的理想狀態是：遺忘這個世間的苦難，卻不失去與人溫柔互動的能力，依然能在現實世界中與他人傳遞溫暖。

這再次印證了佛法「人生是苦」（Life is suffering）。苦，是因為生命中充滿了太多我們無法主宰、無法掌控的挑戰與苦痛。然而，「假使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大腦的記憶雖會喪失、淡去，萬般皆帶走，隨身的業仍因果昭然、待緣而報，只要常懷正知正見、常保正信正行，面對一切無常我們皆能隨緣自在、泰然處之。

「道德療癒」

道德何以療癒？：從業力信念到生命安頓

世間的療癒方法不計其數，但有一種療癒方式極其純粹，卻未必容易實踐——那就是與「道德」深刻相關的療癒，姑且稱之為「道德療癒」（Moral Healing）。

佛陀的核心教法不離因果業報（Karma）與緣起法（Pratītyasamutpāda）。「業」是一個普世性的概念，其不限於佛教，亦不專屬於古印度文化或印度教。

若要為「業」的理解尋找一個具象的符號，那便是「道德行為」。當我們行善，就是在累積善業；而當我們造惡，就是在自作惡業。這非常容易理解，亦即道德領域中的因果律。當然，歷史上也有些道德虛無主義者會全盤否定道德的真實性或存在，但那是另一話題了。

我深信，宇宙中必然存在著一種「存在之法」（law of Being），這不僅僅是人類心理上的假想或內在期待，更應該是所有具備意識感知之人的基本共識。這正如同中國文化中所說的「道」——有道，便有圓滿。圓滿存在於萬事萬物之中，是這座宇宙的普世法則。

在我看來，「善惡有報」（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不僅僅是一條因果律，在邏輯上也是言之成理的。舉例而言，當一個人行善時，我們會認為他理所當然、順理成章地應該獲得相應的善報；相反地，若一個善人不斷行善，卻遭遇懲罰與悲劇的下場，我們便會譴責這是不理性、不合理的。因此，業力或道德因果律，當與人類的邏輯理性是完全相容。

真正的難題在於「時間的跨度」（time duration），因現實上仍可看到有人行善卻遭遇惡果，或者其善行並未帶來預期的回報。然而，這僅僅是時間問題。拉長尺度來看，萬事萬物終將各歸其位——這不免會延伸至未來世。因此，長遠來看，問題只在於個體何時承受其應得的懲罰或獎賞。

當人們了悟業力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法則時，內心便會感到無比的安全與釋懷。我們將更甘願去成為自己理想中的模樣，並進一步利益他人。中國古人說：「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這意味著當我們努力恪守道德時，內心常能保持和平、穩定、寧靜與知足。

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道理，然而凡夫都有自身的局限與慾望，心中皆耽溺著三毒：貪、嗔、癡。因此，嘗試做一個有道德的人，聽起來似乎不難，但除非我們時時自我惕勵、嚴格要求，否則這對任何人而言，都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終身任務。

所以，當生命中發生某些波瀾，特別是觸及內心幽微處時，我們必須捫心自問：自己是否真正行得正、坐得端？是否真心在為他人著想？而當我們面臨令人恐懼、甚至威脅生命的困境時，我們是否堅信：對業力的信仰與自身的道德操守，將帶領我們安然度過一切災厄？

在佛教與中華文化中，皆有一個共通的信念——「德不孤，必有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善良有德之人將獲得上天或諸佛菩薩的冥冥護佑。

如此道德（morality）是探討精神性（spirituality）的第一步，精神性必須奠基於道德之上，猶如佛教戒定慧三學中，「戒」為首要；一個不講道德的人，絕不可能擁有真正的靈性。因此，將道德視為一種療癒的方式，簡言之「道德療癒」，能賦予我們直面生命悲劇的力量。只要我們能篤定自己的良知與美德依然完好，一切終將安好，任何考驗也都能平穩度過。

當然，這絕非一廂情願的自我期許或流於盲目的樂觀。現實中，有些惡人往往會以極具毀滅性的方式，堅信自己是在行善。例如希特勒當年可能自認為他不但在拯救德國人，更是在淨化全人類，因而敢於屠殺無數的猶太人，自詡在優化人類物種。

歷史上無數的罪惡，包括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發起者往往都自詡動機正當；為了保護自己的同胞、爭取國家的利益，他們不惜對敵人發動慘烈的戰爭。

有時在佛法中，的確會將某些激進手段理解為「方便」（upāya），作為菩薩度化眾生而採取的靈活善巧手段，然而為了更高的善，將暴力作為一種權宜或權巧方便，果真是「方便」的實踐？我認為，一旦牽涉到傷害與殺戮，就必須抱持極其審慎的態度。因為我們的初衷或許出於善意，但只要夾雜了執念與無明，這種動機最後仍會導向極其恐怖的災難結果。這正彰顯了全球局勢與人性特質的錯綜複雜。

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自我反省、自我檢視，甚至頻繁地去質疑與挑戰自己深信不疑的真理：我所堅持的，真的就是絕對的真實嗎？我是否被自己的意識形態（ideology）所綁架了？我選擇的行動，是否正在造成不必要的傷害，並給他人帶來痛苦？

可知，真正的道德療癒，不只是相信善惡有報，也不只是努力做一個好人而已，更是一種持續的自我反省：在追求善的過程中，不斷檢視自己的動機，警覺內心的貪婪、恐懼與執著，避免以正義之名傷害他人，以理想之名製造苦難，不讓意識形態遮蔽了良知的光芒。

當一個人既能堅守良知，又能保持謙卑；既相信道德的價值，又願意時時反省自己的有限與盲點時，內心便會生起一種深層而穩固的安定，道德療癒才不流於自欺，而成為真實可依的生命力量。。

這種安定、安身立命，不是來自外在的成功，也不是來自命運的保證，而是來自於知道自己始終走在向善的道路上。如此，才是「道德療癒」最深刻的意義。

慈濟大學任教近二十年有感

慈濟大學任教近二十年有感

我所任教的宗教與人文研究所近來招聘新進教師，回想起2007年我也是新進教師，一晃眼已快二十年過去了，或許可以過來人經驗，為「新人」分享這一路走來的心得點滴。

眾所皆知，慈濟是由佛教比丘尼證嚴法師所創立的慈善團體，其中慈濟大學即是一所為公益而設的學校，為人類社會的和諧與美好而設立。

也因此，這是一所相當獨特的大學——不以商業營利為目的，不以市場競爭為導向，而是懷抱著建構美好未來的崇高理想。這所學校的支持力量，來自世界各地善心人士的捐助，以及認同慈濟精神、尤其是慈濟教育理念者的共同守護。如此，辦學經費非單純依靠學費或政府補助，當然政府支持與學費收入仍是重要財源，但慈濟大學的支撐根基始終建立在廣大的善念之上。

在此任教如我輩者，理應認識創辦人證嚴法師辦一所不同大學的理念，如法師常提到「職志合一」的概念。「職」是工作與職業，「志」是志向與願景。將兩者合而為一，意味著職業不只是謀生工具，更是生命志業的實踐——不只是為了薪資，而是在工作中追尋夢想，與眾人共同承擔「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天下無災」的願景。

這樣的理想並不侷限於任何宗教，而當是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與方向，普世共同追求的終極關懷。雖然慈濟由佛教團體所創立，志工們多半具有佛教背景，但也竭誠歡迎不同信仰的人。大乘佛法的菩薩精神，正是廣納一切有志於美善的人，一同攜手前行。

除了「職志合一」外，法師在《靜思語》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入我門不貧，出我門不富。」——走入慈濟大家庭，我們不會匱乏。

慈濟大學的薪資制度依循教育部規定，與其他公立大學相同標準，並提供如年度健康檢查等福利，教學與研究資源等整全完善。當前高等教育面臨「少子化」的嚴峻挑戰，許多大學在招生與永續發展上都面臨困境，但慈濟大學不曾因學費短缺而陷入財務問題。證嚴法師既要辦一所特別的大學，因此願意全力支持學校各項發展，我們也自當感恩珍惜，以責任感與理想性回應這份深厚的信任。

包括慈濟大學在內的志業體同仁，固然可以把這裡當作一份尋常工作，但若願意轉換心態，將工作視為意義實現的一部分，我們的人生將更有深度、更加豐盛。「就只是一份工作」與「不只是一份工作」兩種態度之間，決定了我們每一天的心情，是流於世俗平庸度日、還是追尋有價值的人生。

我猶清楚記得，十九年前我初到慈濟大學任教，一位資深教授引薦我面見證嚴法師，法師只說了一句話：「你應該知道慈濟需要的是什麼。」這句話雖短，卻字字有力、震撼我心，至今仍銘記不忘。後來，我也多次有幸進入靜思精舍，聆聽法師開示；有一次，法師特別提醒我：「不要小看那些婆婆媽媽的志工，這些婆婆媽媽都非常值得深入研究。」這句話同樣讓我深受觸動。

身為學院派學者一員，長期受到的學術訓練，讓我們習慣以理性的邏輯思考問題，但慈濟志工的社群中，卻是那樣踏實與謙遜，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篤實的做，而學者總是說得多、做得少，而真正的人生智慧往往是來自於切身實踐。

尤其是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本身就肩負研究慈濟經驗與人文精神傳遞、傳播的特殊使命。佛教中有一句話：「入寶山不空手而回。」慈濟充滿了諸多感人的生命故事與事蹟，這些不只是學術研究的素材，亦是對思索世間苦難實相的養份；若我們的學術研究與知識累積，融入慈濟經驗滋潤，將讓自己的視域眼界更加豐盈。

古語有云：「良禽擇木而棲。」選擇一個工作崗位，也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選擇一個夢想。當然，慈濟有其獨特的人文文化與生活方式，需要時間去適應與融入，其中推廣蔬食與穿著制服的食衣面向最為顯著。身為佛弟子，茹素對我而言毫無困難，而且已長達三十餘年；我也真心認為，蔬食不僅有益動物，更有益身體健康與地球生態。而制服則象徵角色的定位，此不在於外在形式，卻是一種自律與自我規範，對內心與行為的提醒。整體而言，制服是慈濟社群的文化象徵，慈濟大學作為慈濟的一部分，自是承襲這份精神理念。

最後，我們衷心歡迎每一位新進同仁的加入，適應任何新環境都需要時間。佛教強調「因緣和合」，若緣份具足，自然會在這裡長久駐足、發光發熱；若因緣未到，或許在別處有更好的發展。即便只是短暫停留，在慈濟走過的這段經歷，也將因其中的願心與感動，成為未來人生中珍貴的養分，把這份愛與善的訊息，傳遞到更廣闊的世界。

以上是我長年在慈大工作的心得體驗，回首來時路之際，亦展望新進同仁有美好的教職生涯，僅此獻上我最誠摯的祝福與鼓勵。

證嚴法師的宗教觀：人間佛教的進路

 證嚴法師的宗教觀：人間佛教的進路

(論文摘要—報告於2026「應用佛法與當代菩薩道：前瞻佛教的未來」會議)

 一、研究旨趣

本文以人「間佛教」為詮釋框架，嘗試分析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法師的宗教思想。論文的主要觀點是：證嚴法師將慈善實踐與靈性修行融合為一的獨特進路，構成了人間佛教在當代語境中的具體呈顯，對當今宗教對話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二、核心論題：慈善與宗教的統一

慈濟基金會的性質，乍看之下兼具慈善機構與宗教組織的雙重面向，然而這種雙重性並非矛盾，而是一種深刻巧妙的整合。慈濟的慈善活動，並非其宗教認同的附帶產物，而是其宗教精神最直接的系統性表達，以此來理解證嚴法師思想的獨特性。

 三、慈善作為方便法門（Upāya）

慈濟的慈善實踐不同於一般慈善組織僅提供物質救助（食物、醫療、災難援助）的模式。慈濟主動支持非佛教社群的宗教機構——包括在台灣協助興建原住民基督教堂、長期關懷印尼伊斯蘭習經院——表明其慈善理解已超越物質福祉，延伸至對他者靈性安頓的關懷。

這一精神的理論依據，合於證嚴法師「善門入佛門」的教導。慈善服務被視為一個具體可及的入口，使人得以在行善過程中培養善心，並逐步趨向更深度的覺悟。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理解具有對稱性——其不僅適用於受助者，同樣適用於施予者。在法師的願景中，施與受的互動本身，即是一種靈性轉化的修行。

此外，法師的另一教導「募款即募心」，說明了慈善的意義不在於資金的聚集，而在於善心的凝聚與提昇。這與《法華經》「開權顯實」的義理相互呼應——以方便作為顯露究竟真理的媒介。因此慈濟的慈善工作，可適切理解為一種道德培育與心靈淨化的方便法門。

四、人間佛教傳承的展現

證嚴法師的慈善思想，與太虛大師、印順法師所闡發的「人間佛教」高度契合。人間佛教的中心命題——「人成即佛成」——將覺悟之道定位於人際關係與倫理實踐的範疇之中，而非超出其外、遠離於此。法師的慈善願景，可說是這一思想原則在應用層面的具體實現。

 五、宗教的重新詮釋

法師對「宗教」一詞的詮釋尤具新意。她不將「宗教」視為教條或制度的範疇，而是將「宗」解釋為「人生宗旨」，將「教」解釋為「生活教育」。這一詮釋轉移，將宗教的概念奠基於普世人文價值之上，而非宗派認同或意識形態邊界。由此，法師主張：「宗教沒有分別，大同小異；心大就同，心小就異。」

六、大愛：作為佛教慈悲的現代表達

法師所倡導的「大愛」（Da'ai），並非情感性的概念，而是大乘佛教慈悲理想的精確表達——「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這種慈悲不依賴既有的人際關係或宗教認同，而是無條件地朝向一切眾生。

另外，法師「普天三無」的宣示——「普天之下沒有我不愛的人，沒有我不信任的人，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將這一精神提昇至其最高的道德境界，超越了一般所謂「愛你的敵人」的倫理要求，進而延伸至對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包容與尊重。

七、初期佛教的精神呼應：優波離的故事

法師的宗教包容主義，在早期佛教教義中亦有明確的依據。《阿含經》記載，耆那教信徒優波離皈依佛教後，不再布施以前的師長、師兄弟，只專門供養佛陀與僧團；然而佛陀卻勸阻之，教導他繼續護持原宗教的修行者——因為功德來自施予對象的修行品質與精進程度，而非其宗派歸屬。

這一典故揭示了佛陀基本的宗教多元態度：真誠虔敬的宗教行者，無論隸屬何種傳統，皆值得護持。在《本生談》亦記錄佛陀前世曾在非佛教信仰中修行，以及《華嚴經》中善財童子參訪五十三位來自不同背景善知識的故事，其中包括「外道」。從菩薩道的視角來看，所有正信宗教，無論傳統歸屬，皆是靈性成長道路上的同行伴侶。

 八、結論

證嚴法師的宗教思想，代表了人間佛教思想在慈善實踐與宗教合作的體現，其思想整合了四個相互關聯的面向：

1. 慈善作為方便——以慈善服務引導靈性修行的進路

2. 宗教的人文詮釋——以普世道德價值重新奠定「宗教」的概念

3. 大愛的傳達——超越宗教界限的無條件慈悲

4. 宗教包容主義的典範——深度契合早期佛教教義、大乘傳統與現代人間佛教精神

在當今意識形態日趨兩極化、宗教衝突日益加劇的時代，證嚴法師與慈濟基金會所示範的人間佛教模式，提供了一種促進宗教共榮、共存、共善、共生的可能形式。這一合作不是建立在教義的妥協之上，而是植根於對人類尊嚴與減除苦難的共同承擔，成為學術界值得探討、也值得廣泛效法的範式。

波士頓行旅隨筆（三）

哈佛學術會議雜想

這趟旅程有不少新鮮的體驗，其中幾點尤為深刻，這裡只略作記錄。

在連續三天全程以英語聆聽、交流之後，給人一種奇妙的感覺——英語彷彿成了我當下的「母語」。無論是說、還是理解，都感覺流暢自然，少有障礙。我知道這只是一種短暫的浸潤狀態，但那種感覺相當特別、非常鮮明。

這讓我想起當年在軍中時，閒時全心投入練習英語、準備出國留學的那段歲月，那時也曾有過「語感」豁然貫通的體驗。由此可見，當我們全身心地沉浸在某種語境中，大腦是真的會改變，那些潛藏的語言能力也會被激發出來。

英語能力在今日實至關重要。若不甘於安靜沉默，就必須大量練習，而語言學習沒有捷徑，唯有反覆投入、耐心積累，並且在過程中找到樂趣，才能真正內化成自己的一部份。

另外，此行讓我深刻感受到，美國大學之所以有多所頂尖學府，絕非偶然。如哈佛大學全校三十六座圖書館，典雅幽靜的校園建築、長遠的歷史積澱，乃至師生職員身上所散發的那份從容與自信——置身其中，不由自主地油然而生嚮往之情。

優質大學的打造，需要持續不間斷人力、物力、財力的投資與累積，才能成就其深厚的底蘊。這也讓我心中升起一個願望——希望有一天能帶著女兒走出台灣，到更寬廣的天地去大開眼界；或者至少讓她在海外待上一段時間，學習語言、拓展視野、提升專業能力。那樣的學經歷，將是她一生中最寶貴的禮物之一。

波士頓行旅隨筆（二）

有幸在慈濟

抵達波士頓第二天，我與來自馬來西亞的黃師兄偕同其妻兒子外出用餐，享用了一頓泰式晚餐。他們在美國定居已近三十年，約於一九九八至九九年間移居至此，卻始終與慈濟社群保持著深厚的連結。

席間，我們談及遠距家庭關係的維繫、慈濟社群在異鄉的意義，以及身為慈濟志工的種種體驗。起初，我還擔心佔用了他們太多時間，但他們的慷慨與熱忱很快便打消了我的顧慮，他們真誠地視我為朋友，那份待客之道，令人深受動容。

然而，最令我觸動的，是他們談及慈濟時所流露的那份喜悅與感恩。每每提起慈濟，眼神便煥發出一種難以言說的光彩，言語間滿溢著正向的能量。這讓我心生慚愧——我在慈濟大學任教，卻少有如此充沛的感恩之情。身為慈濟一員，他們視為是莫大福氣，而我是否真正珍惜了這份因緣？

黃師兄的兒子不久後將赴台灣參加夏令營，屆時我們將再度相聚。而他們今晚給我的提醒，我想會在心中留存很久，作為慈濟大學的專任教師，本身便是一種榮幸，理應以更大的感恩與熱情來承擔。

今晚與黃師兄一家的對話，讓我重新審視了自己在慈濟的角色定位，也讓我更加珍視這份工作的意義，或許這也是此行的啟示之一。

波士頓行旅隨筆（一）

夜深未眠，思緒紛至

現在是波士頓時間二〇二六年五月二日凌晨三點三十二分，台灣此刻正是午後三點三十三分。夜已深了，理應就寢，卻偏偏睡意不來。時差所致，本是長途旅行難以避免的身體反應，無需過於憂慮，只需順著節奏慢慢調適。

趁著這片靜謐的空隙，我想將這兩天的所思所感稍加整理，留作旅途的記憶。

從台灣飛往紐約，航程約十五小時，是一段頗為漫長的旅程。抵達時，身心俱有幾分昏暈——時差的緣故是其一，經濟艙的侷促令人難以舒展是其二，加上腦力仍在恢復之中，整體狀態難稱輕鬆。長途飛行，若非搭乘頭等艙或商務艙，實在稱不上愉快的體驗。所幸這次坐在走道旁，尚有些許活動的餘地，也算是一點小小的安慰。

抵達機場後，慈濟蘇師兄弗里曼（Freeman）偕同劉師兄前來接機，那份溫暖令人歡喜感恩。

弗里曼師兄談及，在美國推動慈善事業，思維方式與台灣截然不同。這番話引發了我的共鳴。正如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歷經數百年深刻的本土化轉型，在不同文化土壤中生根的宗教或慈善事業，必然需要因地制宜、靈活調適，方能真正接引更多的人，展現出應機教化的入世關懷。若一味固守原有模式，不知變通，難免處處碰壁。

弗里曼師兄本身具有商業背景，對美國文化有深入的理解與觀察；如他嘗試向紐約市政府爭取預算，以支持慈濟紐約分會的發展，使其能夠協助更多有需要的人。這引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慈善倫理命題：慈善事業的推動，是否必然排斥效益的考量？慈善機構能否與政府合作爭取補助，或以具有效益意識的方式籌措資源？

依據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所倡導的「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慈善實踐與效益主義的理想之間，並不存在矛盾。如何在道德純粹性與實踐效益性之間取得平衡，乃當代慈善倫理的重要課題，也是慈濟海外發展經驗所能提供的反思素材。

身為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的一員，此行亦促使我思考學術合作的可能性。這些長年在海外投身慈濟志業的師兄師姐們，積累了豐富的跨文化服務經驗。若能將這些寶貴的第一手經驗，系統性地整理為研究論文或田野報告，對慈濟未來在多元國境中的發展，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然而現實面仍有制度上的困難。目前教育部對學籍管理有嚴格規範，學生若未能實際在台修課，恐難取得合法學位，這對有意在海外進行正式學術研究的志工而言，確實有所缺憾；後續仍需進一步了解台灣線上學位課程的相關法規，尋求可行的解決之道。

無論如何，慈濟海外發展的研究價值是真實而珍貴的，協助這些志工進行系統性的經驗反思與記錄，應是慈濟學術研究義不容辭的任務。 

自我慈悲

自我慈悲

人們常強調利他付出、助人行善，但是否也曾以歡喜心真正善待過自己？當我們真正善待自己，便是在為自己充電，從而能夠以更好的狀態去服務他人。

犧牲是一種美德，但善待自己並不是自私。出於利他的善念，我們希望為他人付出更多，因此善待自己，正是讓自己更有能力付出的前提。每天運動、攝取營養的食物、睡好覺、好好休息，都是在積累正向能量——為自己，也為他人。這種「自我慈悲」，同時也是對他人的善意：當你照顧好自己，便不會成為他人的負擔，才能真正有餘力去幫助別人。

身為菩薩行者，善待自己無需感到罪惡。若我們身心不健康，不只無法幫助他人，反而可能增加他人的負擔。因此，照顧好自己是利他助人的前提要件，也是菩薩行的基礎。

生命的最佳狀態是身心健康、充滿善念，能夠真正利益他人；若暫時做不到，至少要盡力照顧好自己；最差的狀況，是缺乏覺察，任由身心耗損，最終讓家人朋友疲於照顧。當然，有些疾病無法預測，但在可以自主掌控的範圍內，我們有責任對自己的身心負責。

且不說自我慈悲，照顧好自己本是一種責任，或更直接地說：「健康」是一種責任——對自己的責任，也是對他人的責任。

從業力的角度來看，我們所做的一切，最終都會回到自身；即使有人能因受助而脫離苦難，最終仍須自救。因此，先善待自己，心中有他人，以歡喜心樂於助人，如此自他兼利，方是圓滿的菩薩行。

人間佛教的佛像新頁

人間佛教的佛像新頁

——序《「宇宙大覺者」：當代佛像藝術的創新轉化》

德劭法師的碩士論文《析探「宇宙大覺者」─證嚴上人之佛像觀》即將付梓，身為指導教授，樂見此一研究成果出版成冊。猶記二○一五年我曾應大愛臺「世說心語」節目之邀，談論佛像藝術與「宇宙大覺者」等相關議題，由於時間受限無法抽身受訪，因此改以短文表達淺見，而今德劭法師進一步梳理佛教造像的歷史脈絡，深入探討慈濟佛像的精神意涵，已為人間佛教藝術研究作出實質貢獻。

佛陀入滅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成為佛法發展至大乘佛教的主要動力。基於這份懷念，透過情感與想像，佛像塑造逐漸興起。正如《金剛經》所言：「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究實而言，佛之境界功德無相不可思議，然而為助益修行及普度眾生，「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說法」，佛像之施設自有其方便意義。佛像之變，不只是形式之變，也是佛教因應眾生理解方式的轉變。

本書從原始佛教的「無佛像」時期談起，論及犍陀羅、秣菟羅等印度造像風格的開展，再述及中國唐宋元明清各朝佛像之多元風貌，最後聚焦於當代人間佛教時期的佛像創新。其中對慈濟「佛陀問病圖」、「佛陀灑淨圖」、「大地之母」、「慈濟飛天」乃至「宇宙大覺者」的系統性分析，令人印象深刻。

文中指出，「宇宙大覺者」以人間比丘為法相，採透明琉璃材質，立於虛空之中膚慰地球，既展現「佛在人間」的親切感，又傳達「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的宇宙觀，可視為證嚴上人「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理念的具象呈顯。此外，書中對證嚴上人佛像觀的疏理——「無相為相」、「藉相顯理」、「人間風貌」、「現代特色」四個面向——可謂提綱挈領，有助於讀者理解慈濟佛像藝術的核心精神。

佛像的意義，在於引導人們由「見相」而「入法」；佛像之所以存在，非只為了被仰望，而是為了朝向覺悟本身。如此「宇宙大覺者」造像的出現，使人得以在當代語境中，重新思考佛像、佛法與人間修行的關係。

如此「宇宙大覺者」可謂慈濟「佛教現代化」的一種開創；德劭法師的論述，證成了此一觀點。書中詳細爬梳「宇宙大覺者」自一九九四年萌芽、歷經多位藝術家嘗試，至二○二二年關渡靜思堂五點五公尺銅像安座的創作歷程，展現了慈濟如何在承襲傳統與現代創新之間取得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證嚴上人特別強調佛像應回歸「人」的形象——佛陀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度化在人間，佛像不應只是高高在上的神格化造型，而也是清淨莊嚴的人間比丘相，使人見之生起恭敬歡喜之心，進而學習佛陀的慈悲與智慧。

本書的另一貢獻，在於指出「宇宙大覺者」的普世價值與「跨宗教」意義。慈濟在海內外的浴佛典禮中，常有不同宗教信仰者共同參與，而「宇宙大覺者」膚慰地球的形象，超越了特定宗教的藩籬，傳達出人類共同關懷地球、淨化人心的理念。這種「跨宗教」的人文精神，正是動盪不安的今日世界所需要的對話基礎。

德劭法師身為靜思僧團成員，除了日常繁複的常住工作，現今又投身學術研究、就讀慈大醫科所博班，孜孜不息，以學術方式持續為慈濟志業的長遠發展與人文深化精進效力。

當然，學術研究永無止境，本書作為此一領域的開創之作，仍有許多值得後續深究之處，例如「宇宙大覺者」在不同文化脈絡下的認知與接受情形，以及佛像藝術與佛教修行關係的進一步探討等，因此也期待德劭法師未來能有更多相關研究成果問世。

最後，誠摯推薦此書給所有關心佛教藝術、人間佛教發展，以及對「慈濟人文」感興趣的讀者；相信透過本書的閱讀，對「宇宙大覺者」的歷史意義與時代價值，將有更確切的體會與認識。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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