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BS會議雜感

IABS會議雜感

今年（2025）夏天8月10日至15日，我參加了由國際佛教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IABS）舉辦的佛教學術會議，並計畫發表一篇關於佛教倫理學的論文，主題是探討大乘佛教中的「超義務」（supererogation）概念。此會議三年舉辦一次，號稱佛學界的奧林匹克，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其中不乏享有盛名的人物。

這當然是一個與國際學者交流的極佳機會，但我並非主動攀緣、善於社交的人，有時反而更喜歡安靜地獨處，享受屬於自己的時光。對我而言，參加會議固然是專業知識成長的重要途徑，但同時也是讓自己從繁重工作中稍作退隱、獲得喘息的契機。

當然不太積極與人主動交流的原因，除性格使然，或許語言能力也是因素之一，但我想這並非主要問題，真正的原因仍是個性。對學者而言，參加會議社交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事可做；事實上，台灣也有許多很好的會議我們未必參加，卻選擇長途跋涉、遠赴海外參加國外會議，這似乎亦顯得弔詭。

或許不特別熱衷社交，也與我研究佛學的出發點有關。我對佛學的關注，不只是知識的積累，更是靈性實踐與生命成長的關注，涉及「終極關懷」的探索。因此，我並不是典型純粹追求世俗知識累積的學者，反認為佛學知識主要是工具，覺悟與解脫才是最重要的目標。

學界真正以覺悟的實現為關切的學者恐怕不多，但能以佛教解脫為首要關懷，我是感興趣的，也願意多與這類人互動。這種想法亦深受慈濟社群影響——慈濟基金會的創辦人證嚴法師常提醒我們，研究佛法固然很好，但佛法智慧的實踐體悟，才更重要、更有價值；我認同此觀點，也承認自己作為純粹學術研究者的侷限。

佛法研究的起點始終是對眾生苦難的關懷。過去尚未興起「學院佛學」之前，佛教的研究者幾乎都是出家僧人或修行者，他們的佛學研究是為了實踐佛法。如今自期能延續這種初衷，走出屬於自己的佛學研究之路。因此，我與佛教學術圈的關係，不算特別密切，當然也不算疏遠，否則就太過保守，或僅是個信徒，這種「中道」會是我的選擇。

這「中道」的靈感來自印順法師的啟發，他是一位集宗教情懷與理性態度於一身的佛教學者，提醒我們：若過於宗教化而缺乏理性，或過於理性而失去靈性向度，都是片面的、偏失的。

採取「中道」態度進行佛學探究，不僅是適合自己，也是所有嚴肅看待佛法價值與實踐修持者適切且合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