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行旅隨筆（一）

夜深未眠，思緒紛至

現在是波士頓時間二〇二六年五月二日凌晨三點三十二分，台灣此刻正是午後三點三十三分。夜已深了，理應就寢，卻偏偏睡意不來。時差所致，本是長途旅行難以避免的身體反應，無需過於憂慮，只需順著節奏慢慢調適。

趁著這片靜謐的空隙，我想將這兩天的所思所感稍加整理，留作旅途的記憶。

從台灣飛往紐約，航程約十五小時，是一段頗為漫長的旅程。抵達時，身心俱有幾分昏暈——時差的緣故是其一，經濟艙的侷促令人難以舒展是其二，加上腦力仍在恢復之中，整體狀態難稱輕鬆。長途飛行，若非搭乘頭等艙或商務艙，實在稱不上愉快的體驗。所幸這次坐在走道旁，尚有些許活動的餘地，也算是一點小小的安慰。

抵達機場後，慈濟蘇師兄弗里曼（Freeman）偕同劉師兄前來接機，那份溫暖令人歡喜感恩。

弗里曼師兄談及，在美國推動慈善事業，思維方式與台灣截然不同。這番話引發了我的共鳴。正如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歷經數百年深刻的本土化轉型，在不同文化土壤中生根的宗教或慈善事業，必然需要因地制宜、靈活調適，方能真正接引更多的人，展現出應機教化的入世關懷。若一味固守原有模式，不知變通，難免處處碰壁。

弗里曼師兄本身具有商業背景，對美國文化有深入的理解與觀察；如他嘗試向紐約市政府爭取預算，以支持慈濟紐約分會的發展，使其能夠協助更多有需要的人。這引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慈善倫理命題：慈善事業的推動，是否必然排斥效益的考量？慈善機構能否與政府合作爭取補助，或以具有效益意識的方式籌措資源？

依據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所倡導的「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慈善實踐與效益主義的理想之間，並不存在矛盾。如何在道德純粹性與實踐效益性之間取得平衡，乃當代慈善倫理的重要課題，也是慈濟海外發展經驗所能提供的反思素材。

身為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的一員，此行亦促使我思考學術合作的可能性。這些長年在海外投身慈濟志業的師兄師姐們，積累了豐富的跨文化服務經驗。若能將這些寶貴的第一手經驗，系統性地整理為研究論文或田野報告，對慈濟未來在多元國境中的發展，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然而現實面仍有制度上的困難。目前教育部對學籍管理有嚴格規範，學生若未能實際在台修課，恐難取得合法學位，這對有意在海外進行正式學術研究的志工而言，確實有所缺憾；後續仍需進一步了解台灣線上學位課程的相關法規，尋求可行的解決之道。

無論如何，慈濟海外發展的研究價值是真實而珍貴的，協助這些志工進行系統性的經驗反思與記錄，應是慈濟學術研究義不容辭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