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與慧能

幾天前和多年好友相聚，我們到了日月潭玄奘寺，那保有一小塊玄奘遺骨，簡介玄奘大師的生平事蹟中，令我再次生起對一代高僧的景仰和感佩！

恰巧的，不久之前，我復讀《六祖壇經》，寫了一篇《六祖壇經》的論文，對慧（惠）能大師亦無比欽敬。然對照兩位大師的風格、貢獻，卻是截然不同，甚至有相互對立抗衡之勢。

就傳統說法，玄奘生於公元600年、卒於664年，慧能生於公元638年、卒於713年。慧能出生時，玄奘38歲；玄奘圓寂時，慧能26歲。慧能生逢其時，想必耳聞玄奘大名，但兩人卻無緣相會，而這樣有意或無意的「錯過」，決定兩人走各自的路，而慧能也確實發展出自己的思想和修行法門。

玄奘大師十三歲出家，年紀輕輕即立下「遠紹如來，近光遺法」之志，精勤展開佛法的修學。在此過程中，對佛典諸多異解莫可適從，乃興起西行求法之心，並將畢生精力貫注於經論的窮究和譯述，因博通經、律、論三藏，而被尊為「三藏法師」。他所譯之典籍如《大毘婆沙論》、《瑜伽師地論》、《俱舍論》、《攝大乘論》、《成唯識論》等，皆以義理繁複深邃著稱，所開創的法相唯識宗析理綿密繁細，非一般人所能入門。

相對於玄奘之年幼入道，六祖慧能隱遁近四十歲(亦有言三十)才出家；相對於玄奘之博通三藏、深研經論，慧能卻是不識字的文盲，曾被五祖視為「獦獠」（蠻族之人）；相對於玄奘所創法相宗之鞭辟入裡，慧能所承之禪宗卻是「不立文字」，高倡直截穎頓之風。

兩人反差之大，對立態勢顯而易見；一為印度型高僧，另一為中國型大師。而從中國佛教史的發展來看，作為中國型高僧的慧能後代承繼者多，不只開枝散葉於大江南北，並遠傳至韓國、日本等地。慧能之後的禪宗發展，不只決定了禪宗的走向，同時也決定了中國佛教的未來。而且，相傳所述的《六祖壇經》乃中國佛學史上唯一以「經」相稱的論著，對中國佛教徒而言似沒有比此更重要的典籍了。

然而，代表玄奘思想的唯識典籍及其相關譯著，由於論理精細繁密，在中土一直乏人問津，千百年來皆被束之高閣而冷藏冰封；如此，相較於玄奘，慧能似可謂是贏家。然這是否代表玄奘一定是輸家？或未必然！因為《大藏經》諸多經論皆可見「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等字眼，玄奘之留名經藏青史亦永垂不朽，例如久遠以來眾人誦讀《般若心經》的通行版本即譯自玄奘之手。

一為佛學宗師，一為禪門巨擘，然兩者不只大異其趣，甚而互別苗頭。而若以慧能所承傳達摩禪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佛修法當下即是、不假外求，一切識自本心、反求自性；倘若如此，玄奘又何須翻山越嶺，飽受磨難西行取經？又何須窮研經論、苦心論學譯著呢？玄奘是否可謂「心外求法」呢？相對的，慧能之頓教禪法不重經教聞思以入道，此如何不流於主觀唯心？又如何不落入輕慢疏狂呢？

兩種不同類型的高僧，也象徵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兩種不同的信仰暨思想型態。分判兩人何者崇高偉大、何者貢獻卓著，不免涉及個人主觀的價值抉擇，難以有所定論。然可以確信的是，兩人為佛教、為眾生的堅定心思乃一脈相承；同時兩人對皇室權貴的態度亦皆是不卑不亢的。

當年玄奘西行到達高昌王城時，國王欲留才而堅不放行，玄奘絕食三日始得西進；而之後取經回到長安，唐太宗力勸其還俗輔政，玄奘亦以弘法為志而辭拒。同樣的，當年武則天、唐中宗屢召慧能入京，慧能皆未應命，而是畢生堅守於南方，最後終老廣東曹溪。如此皆顯示出兩人卓然不群、獨立不改己志的大丈夫氣節。

佛教之興盛，必有大師之現生於世。兩位高僧對中國佛教之奉獻如日高照，光芒遍灑大地，在此也獻上我最虔誠之禮敬！（2013.0901林建德完稿於花蓮歇心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