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義務到超義務

從義務到超義務

Soraj Hongladarom 在Supererogation in Buddhism一文中，[1]試著論證佛教存在「超義務」概念，然重點未必在於（或不只在於）佛教倫理學有超義務，而在於佛教的超義務如何對現今倫理學有所啟發。換言之，現今的倫理學研究，關心道德義務雖是好的、對的，然而倫理學探討亦在於指引美好生活，為人類長遠的福祉設想規劃。如此，如何提升倫理學的格局與高度，佛教哲學及其道德思想當可提供重要的資源憑藉。

佛教的出世解脫，以及出世又入世的菩薩道，自有「超義務」的思維傾向。出世間的修行實踐，已然不限於人倫關懷，卻蘊涵「超義務」層面；雖就儒者而言看似是「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人我關係的背棄，卻是人我關係的擴大昇華，《論語》之「士志於道」、「士不可以不弘毅」等，亦皆有「兼善天下」的情懷。[2]無論是佛教的「發願」或儒家之「立志」，皆在於超義務精神的鼓舞激發，如此東方倫理學的理路開展，對比於當今倫理學研究，或有不同的意義啟發。

東方倫理學以「止於至善」為方向目標，不管是儒家成德之教之希聖希賢，或佛教成正等覺之即人成佛，乃至於道家的羽化成仙、天人合一等，皆重於此。現今倫理學固然探討世間倫理規範，但不應畫地自限僅止於此，也當超拔人生觀照之眼界。事實上，超義務的勸發、引導，亦存在於西方哲學傳統，而不限於東方，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哲人，皆有如是關注傾向，唯經反省的人生才值得活，哲學對話所討論的不是瑣碎小事，而是人如何過活（discuss no trivial matter, but how a man shall live.），視哲學為一種生活而重視精神修練。[3] 

雖然超越性的神聖關懷，易讓人誤以為是宗教而非哲學，甚至落入中世紀「哲學為神學之婢」的覆轍，然而過猶不及，哲學作為一種「學問之王」或者「愛智之學」，理應也有宗教的精神情操，古來的哲學家即是「求道者」，「為學」與「為道」、「尊德性」與「道問學」兩者，於今應重新連結一起，讓哲學探究不僅是純粹智性上思辯論證，而亦有行動實踐上的心性修養與社會關懷。 

「超義務」踐履的背後，在於理想性開展，「哲學」的學問性格本具此理想主義精神，如大乘菩薩道的「發心立願」。進言之，相對於世間義務，佛教雖有所謂的業力觀或業報思想，其中尤重於防非止惡，然在利他助人而至覺行圓滿，更重於願力；亦即義務重於業力，超義務多說願力。倫理學除關心善惡對錯行為外，超越的理念或高尚的志願，也當成倫理學關注面向。 

如此，若問佛教倫理學對當今學界有何啟發或啟示？其一就是義務概念的提昇、深化，如透過「超義務」的勸勉，實現人生長遠的美善境界，否則倫理學雖探討世間道德問題，若缺乏終極性關懷（ultimate concern），亦不免因世間而世俗而易流於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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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raj Hongladarom, “Supererogation in Buddhism,” in David Heyd eds., Handbook of Supererogation, Springer Nature, 2023, pp. 361-372.

[2]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乃至《老子》「百姓心為心」、《莊子》「內聖外王」等，都透露「兼善天下」情懷，其間差異或在於門徑或路數之別；如大乘佛教菩薩道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相對於「推己及人」，亦重視親疏遠近的平等一如，而可謂「老人之老，如吾之老；幼人之幼，如吾之幼」。

[3] 關於古希臘哲學傳統重心性修養，以及西方傳統中的精神或靈性修練，可參Pierre Hadot,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 MA: Blackwell,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