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31日 星期一

「哲人雖遠,典型夙昔」

「哲人雖遠,典型夙昔」

──德晟法師《學問僧的生命書寫》推薦序

作為一位以佛教法義為主的探究者,印順導師思想一直是我心中的指路明燈,自認為是印順學派」的一員,從印順佛學中找到自身的歸屬。我所推崇的既在於其學問,亦在於其人格──人菩薩行」的行誼風範,他一生淡泊名利、無欲無爭,所念所想皆是「為佛教,為眾生」。我之推崇其學問,未必是指他博覽群經、著書立說,而主要是他的佛學觀點以及佛法知見乃是我所認同的,我即是順著他的義理詮釋建立起自身的佛法認識。 

聖嚴長老同樣是以品格和學問感召著我,他亦有著菩薩濟世的悲願情懷,長年筆耕不輟、利他度人我第一本接觸的佛書就是《正信的佛教》,深深啟發我對佛法的好樂,尤其曾經的親近因緣,如1995年參加過長老主持的大專禪七,又在1998年受菩薩戒於農禪寺,所以長老也是我的師父,賜與我法名「果霑」。是以佛教思想的歸趣我雖以印順導師為主,卻始終感念著聖嚴師父。 

兩位當今高僧大德的佛教立場與佛法詮解未必全然一致,互有異同而各顯特色,如相對於印順導師重視印度佛教純正法義的回歸,聖嚴長老更強調中國佛教宗門法脈的傳承,尤其看重如來藏佛性思想。要略的說,印順導師和聖嚴長老都提出佛教復興的觀念和方法,如印順導師強調原始佛教和初期大乘的精神理念,跳脫中國佛教視角來重新反思中國佛教,聖嚴法師則主張以中國佛教傳統為根基,吸納不同佛教文明來助益中國佛教的發展。                     

雖然兩人佛法意趣不盡相同,甚至明顯不同,但是不同不代表必須對立,反而可以在差異中刺激反思,甚至進一步欣賞之。而我之所以推崇聖嚴長老,即是他雖未必全然認同印順導師的佛學觀點及佛法判攝,但是他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寬廣胸襟,即便有所保留,卻仍廣泛吸收、謙卑學習,把印順長老思想當作其重要的學佛養份,進而依此來改良中國佛教、改善佛教徒的信仰品質。 

我曾在論文中表示:兩位法師之間表面上確實很不一樣,但振興漢系佛教的方向可說是一致的。或可說,兩人是同一作業流程中的不同步驟,印順導師首先從奶水中分析其純正原料或元素,告訴我們那一部份是對健康最有幫助的,而那些是水或調味料等次要成份;聖嚴長老在印順導師研究成果的基礎下,就原有奶水中,多加對健康有益的純正原料進去。換句話說,印順導師從摻了水或調味料的牛奶中,提煉出精純的部份,而聖嚴長老則是從摻了許多水或調味料的牛奶中,加入更多精純(原汁)的牛奶。──以此來看待印順導師的抉擇純正法義與聖嚴長老的傳承宗門法脈,兩人的對立性未必如此明顯。 

現今不少傳統中國佛教的擁護者,對印順導師的著作與思想心懷芥蒂,甚至群起否定而拒斥之;這其實大可不必,我常舉典範人物即是聖嚴長老,正因觀點不同,所以更應好好認識、深入學習,從不同想法中擴大對佛法的理解。 

當代兩位高僧有諸多相似特質,如同為大陸渡台僧侶,身形瘦弱而體虛多病,然皆深懷慈心悲願精研佛理,以佛法的義學思想作為修行弘法的重心,且兩人先後取得日本學位而有博士比丘」頭銜,都以弘揚人間佛教、實現人間淨土為核心信念價值等。 

本書作者德晟法師敏銳的觀察力,發覺到兩位僧人的相似性,博士論文即以兩位高僧的自傳為研究主題,深入分析各自的文本書寫,指出學問僧」即是菩薩僧」,從事學問研究的背後乃是源於大乘佛教的信仰關懷,意即是菩薩道的實踐,不是純粹為學問而學問,卻是為身心的淨化與道業的理想鑽研學問。 

德晟法師文筆流暢而心思細膩,透過自傳的生命解讀,析探兩位高僧心靈深處的點點滴滴。如描繪到捨俗出家之際內在的心理感受,以及兩人出家多年後重返大陸故鄉,不管是舊地重遊或者俗家重訪,都顯發真摯的情感波動(如再見自己家人的親情撞擊),可以看出他們雖理性探索學問,但同樣感情充沛、情意真切。然如此真情流露在其思想論著的背後卻少為人知,而本論文細緻地指出了這些生命過往,讓人感知學問僧」亦有至情至性的一面,此也相應菩薩行者情深義重的人格特質。 

觀此書,大致有四個特點及貢獻:第一以當代華人佛教領袖的自傳作為研究對象;第二從自傳分析中關連到生命敘事、生命書寫的價值關懷;第三論述學問探索背後特有的佛法修行範式;第四析述兩人出生背景、學思歷程、困境挫折、修道體驗,乃至角色扮演、方向定位等各自特色。整體而言這是一本豐富而深刻的專著,以現代的學術方式為高僧傳」研究提供另一種取材線索與取角視野,成為探研當代高僧傳記重要的參考著述,塑立生命史歷程、修道傳記的研究範式。 

在此除向德晟法師表達恭賀之意,也盼能在兩位高僧生命經驗的行誼啟發中,一同生起「哲人雖遠,典型夙昔」的自期自勉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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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意義之轉化

「供養」意義之轉化

靜思精舍的修行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過著克勤克儉、自給自足的農禪生活,不接受外界供養。 

然古代中國叢林道場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並沒有不受供養之說;換言之,即便是自力更生的農禪修行,不代表不接受供養。相對的,佛教僧人(尤其是比丘)即稱為「乞士」——「乞食於人,以資色身」,此外阿羅漢另一別稱是「應供」,結使除盡、得一切智慧,應受天人世間之所供養。 

僧人向外界化緣布施實由來久矣,經典中亦記載佛陀是托缽乞食,如著名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1] 

僧人作為三寶之一的「僧寶」,乃佛法中的「福田」,因此不受供養,似乎跟佛教供養三寶、供養僧人之既有傳統是相互違背的。台灣不少寺院,雖也推崇「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自力更生」等,卻未說不受供養,如佛光山和法鼓山僧團即是,僧眾猶然接受信徒(施主)供養,而同是主張「人間佛教」,為何會有此差異呢? 

事實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未必只是中國佛教傳統所特有,這樣的精神可說承續至釋迦牟尼佛時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印度佛教可說是「一日不修,一日不食」——僧人之修行即勞作、勞作即修行,甚至修行即生活、生活即修行;唯有在道業上精進修行,才受得起十方的供養,象徵著佛教清淨自持、精嚴篤實的信仰實踐。 

然靜思僧團不受供養,絕非自命清高,而是以「慈善」為主的修行法門,所作的一種選擇。任何的善款捐助,都盼能以高道德標準來嚴正看待,不希望起人疑竇,有一絲一毫挪為己用的嫌疑。 

可知不受供養,並非否定供養,畢竟慈善救助之錢財或物資募集,取信於人、讓人放心之財務分明,乃是第一考量。因此靜思僧團即便接受供養,也都轉為行善助人之用,因此就某個向度來說也不是不受供養,而是所供養的不用在僧團自身,而是透過僧團轉傳出去,把捐款者的心意昇華擴大,將供養僧寶的「敬田」化為扶貧濟弱的「悲田」。[2] 

是以靜思僧團之不受供養,可說是轉化了供養的意義。事實上,靜思精舍師父們雖不接受外界供養,卻也時常布施供養,除了日投竹筒外,每天為靜舍的志業體同仁燒飯做菜、施食供餐給大眾即是。此外,若有其他法師來到志業體看病或者求學,僧團基金也往往會有一定的經濟支助,也就是自己雖不接受供養,卻也樂於供養別人,而這就是靜思僧團一貫以來「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家規道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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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BETA 2023.Q1, T08, no. 235, p. 748c20-24)

[2] 對於供養,如證嚴法師說:「雖然我都說我不接受供養,其實在精神上、人力上,慈濟人無所求地付出再付出,做我想做的事,這不就是對我的供養嗎?」證嚴法師解釋供養有兩種:「一種是以物質供養『生命』,另一種是以心力供養『慧命』。慈濟志業是一個慧命,大家為這個慧命盡力,就是用『行為』來供養我,給我精神力量,所以我也是接受供養。」詳可參《行願半世紀》第一章第二篇「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頁19-24

從「見苦知福」到「見苦悟道」

從「見苦知福」到「見苦悟道」

「見苦知福」是證嚴法師常說的一句話,看到別人受苦,從中知道自己是幸福之人。換言之,我們往往「人在福中不知福」,總要看到命途多舛的人,才會察覺到自己的有福,對比出自己是幸福的。

證嚴法師不只認為要「見苦知福」,而且表示要惜福、再造福,儘可能幫助一切遭逢苦難的人,擴大自己的福外,也增進他人之福。

事實上,不只是「見苦知福」,佛法更要人「見苦求道」、「見苦悟道」。

兩千五百多年前印度悉達多太子走上出家修行之路,即是看到皇宮城牆外的生老病死,因著人世間的憂悲苦惱而出家修道,誓願離苦得樂,可知「苦」與「道」是密切聯繫在一起。

佛法的「四聖諦」即是環繞在苦的觀照中,從苦的思維探索苦的原因,進而如理如法修持,最終達到苦的超越,如此「見苦悟道」而得解脫,成了佛教信仰實踐的核心;不管是聲聞乘觀自身苦、修止觀求解脫,或者菩薩行緣眾生苦、修六度證菩提,皆是「以苦為師」、「見苦悟道」。

見苦悟道、悟道滅苦,如《般若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當中「見五蘊空、度一切苦」,即是悟道滅苦,相對而言亦是見苦悟道,如實知見苦的本質(空)而啟悟成道。

佛弟子因「苦」的切身體會,了知佛法的可貴,走上求道修道的歷程,也在此歷程中時時感到踏實與心安。

說法與說教

說法與說教

「說法」是為了傳法,傳法是為了渡化眾生,透過法的智慧滋潤啟迪人心,使其心開意解。 

「說法」初分兩種,所謂的「理入」與「行入」,或者「解門」與「行門」;「解門」是聞思的義理知解,「行門」是修證的心性涵養。若以簡易的語言來說,「說法」的理入或行入,猶如「以理服人」或「以德服人」兩種教化、感化方式。 

一個說法者,即是一善知識,其可能是思想取勝,亦可能是道行深厚。如印順法師在《成佛之道》所述,善知識有五個特點:「趣入正法者,應親近善士,證教達實性,悲愍巧為說」,或依戒定慧三學修持的證德,或為深入經藏、成就多聞的教德,兩者之「行入」或「理入」,都是對於諸法實相的通達(「達實性」), 且不只是自己有修有證、廣學多聞,還要有慈悲心及方便善巧,如此得以說法度眾,令聞者轉迷為悟。 

倘若沒有義理慧解的知見涵養,又沒有心性修養的實證功夫,則一個人的「說法」恐成了「說教」,可能只是「鸚鵡學語」,或是意識形態的強加灌輸。 

可知,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會說法,都能「善說法要」,如果思想訓練不足,或者道德人格高度未及,都難以把佛法內涵確切地傳遞。因此任何的說法者,或者所謂的「法師」,不免要切身自我要求,從解、行二門去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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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台灣人

善良的台灣人

善良是外國人對台灣人的普遍印象,而善良的特質之一是單純,單純另一負面的理解是比較愚昧好騙,台灣的詐騙相當猖獗,我想跟台灣人的善良很有關係。 

我自己也常收到詐騙電話,或說信用卡扣款出問題,罰鍰未繳清,或者電信繳費異常,或者突說某某親人來電、出車禍等。 

一次有位陌生男子打來,直接叫我舅舅,說我是否還記得他,我覺得莫名其妙,畢竟我的姪子姪女都還是小朋友,我跟他說我沒有姪子、沒有當舅舅,他馬上把電話掛了。 

這樣的詐騙電話想來很誇張,但在台灣卻四處橫行,看來台灣人真夠天真、也真夠善良,放任詐騙集團恣意行騙 ;只不過弔詭的是,既如此善良又何來這麼多騙子? 

偷竊和強盜是透過蠻力甚至暴力才能得手,詐騙只要賊頭賊腦即巧取豪奪,就「技巧」而言,詐騙自較為高明高段,儘管是粗糙的謊言還是都有台灣人相信。 

台灣人的單純善良是好的,但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否則良善只是對自己和他人的殘忍,被賣了還幫人數點鈔票。

2023年7月16日 星期日

寫作如唱歌

寫作如唱歌

寫作對一些人來說是件享受的事,然而對不少人而言卻是苦差事,尤其是學術性的論文寫作,初踏入研究生涯的學子常有此一感受。 

然而寫作時而如唱歌一樣,都是一種內在的抒發與想法的表達,關乎個人心境的呈現;因此,不管是寫作或唱歌,都要能樂在其中,也就是不管文章寫得好不好、歌唱得優不優,只要在過程中自得其樂,那也就夠了。 

不少研究生剛開始學習寫論文,被很多的學術觀念所束縛,彷彿「邯鄲學步」,原本熱愛寫文章的都變得不知如何下筆,然而人文學科的論文寫作亦是文章書寫,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不只如唱歌,也像走路一樣,應該是輕鬆自在的。 

只不過進入專業歷程,不免精益求精,不管是論文寫作或者文學創作皆是如此,猶如歌唱比賽,所重視的不只是天份、才華及興趣,還有技巧和努力等,也像模特兒的走秀一樣,若要脫穎而出,就必須在同行競逐中呈現技藝經驗。 

一旦專業化到相當程度,已難有優劣之分,而主要是各顯所長,就像同是巨星級歌手的Whitney HoustonCeline Dion之間,難以分辨孰高孰低,只能說各具特色。 

對一般人而言,雖不能唱得像歌星一樣好,但不代表我們不能唱歌,就像我們游泳技巧遠不如游泳選手,但我們還是可以怡然自得的在游泳池或溪邊、海灘享受玩水的樂趣。 

同樣的寫作亦然,雖然寫得不好,但只要寫的過程中是愉快歡悅的,這本身就有莫大價值;在這樣心情之下,再去求文章的深度與品質,先求有再求好。 

思想性的論文寫作或也如此,盡可能每天或每幾天寫一點東西,持之以恆的成果累積,加上相當時間比例的精修和細改,我想一篇論文的誕生大致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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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謊言如何可能?

善意謊言如何可能?

善意謊言猶如慈心殺人,慈悲殺人(compassion killing)是否可能?或者更應說如何可能?一般殺人總是帶著惱怒瞋恨之心,猶如說謊是存心欺騙,然善意謊言、慈心或慈悲殺人之不同於一般的說謊和殺人,在於背後一良善動機的趨使策動。

 

例如殺人是為了救人,救人自是緣於一念慈悲之心,如此慈悲殺人的目的是為救人,只不過必須透過殺人作為手段來救人。如此之殺人,純然想到是救人,慈悲殺人實則也是慈悲救人,而救人之為善行,慈悲殺人在此特定脈絡下亦可以為善,或至少不能全然視之為惡。

 

是善、是惡除了動機外,即是否出自善意或慈心,另一衡量準據是行為所帶來的結果。如果慈悲殺人是為了救人,最後也因殺人而救人,而且所救明顯比所殺有更好的結果、達到更大的益處,此慈悲殺人可以肯定之而視為是正確的。

 

相對的,如果所殺付出的代價遠不及所救達成的效益,例如犧牲數十個人的生命僅為救一平民老百姓,這顯然不合比例原則,絕難以視之為善行,僅是好心腸的浪費,只是「錯誤良心」(erroneous conscience)或所謂「慈悲沒有智慧」的表現。

 

可知,權衡一行為的道德性,就行為動機、行為本身以及行為結果之「初善、中善、後善」之整體來衡量,殺人或說謊所作的行為或行動本身,主要為「中善」之環節,其僅是工具或手段,對、錯端看動機是否純正以及結果是否最佳化,在「初善、中善、後善」三者之相稱權衡,來決定是否採取殺人或說謊等特殊手段。

 

總之,善意謊言、慈心殺人,其作為善意與慈心在動機上自是沒有問題,然另一考量在於謊言與殺人之行為,是否足以達致最佳結果、最大效益,真足以助人與救人,否則善意與慈心恐成為說謊與殺人之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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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慎虔誠的論文寫作

以戒慎虔誠的心學習論文寫作

學術訓練的重點之一也在於心性的調伏;大多數人未經學術洗禮,行事作風(包括寫文章)往往隨隨便便、馬馬虎虎。過去我在研究生階段,所培養的心態之一就是慎重其事,如今我也常跟研究生分享,必須調整心態來面對學術,不只以莊嚴的心面對學術,也要以戒慎虔誠的心面對學術。 

「戒慎虔誠」是證嚴法師常說的一句話,從《中庸》「戒慎恐懼」轉化而來,意指戒慎不一定要恐懼,但確實需要虔誠,也因此對於慈濟師兄姊的論文寫作,我也以「戒慎虔誠」相互勉勵,願以此來面對學術。 

師兄姐來這邊讀書、寫論文,試著為所愛的慈濟做一點事,關心的不只是知識學問,還有生命的關懷與信仰的實踐;既不是為名、也不是為利,而是為了探求神聖真理,追求美好的人生境界,如此「道心」就必須在學習的過程中呈現。 

「道心」呈現在學習過程中,「戒慎虔誠」是必須的;如果跟一般人一樣,僅從世俗角度看待這學習過程,已然失去意義,因此強調學術訓練即是心性修養。 

事實上,不只是學術的洗禮,任何專業的養成都是一種心性調伏,因心性調伏而展現專業素養;我想證嚴法師「用心即是專業」,也代表虔誠之心所發揮的驚人力量。 

在「戒慎虔誠」中,看到「用心」二字──從格式的展現、文句的表達、架構的條理、論述的嚴謹、創意的呈顯等,點點滴滴皆中規中矩,如此把論文寫作也當作信仰追尋,宗教研究所的生涯才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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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專制

民主與專制

人世間價值可說都是相對的,有其利就有其弊,反之亦然,政治制度也是如此。雖然當今世界情勢,或者西方意義下的先進國家,都傾向於自由民主,而鄙視專制政權,然而在民主國家也因意見分歧、各有立場,在「票票等值」的前提,即便是一件好事,也往往是好事多磨,必須多方溝通取得共識。 

民主尊重每一個體自由,強調人之所以為人的主體尊嚴,重視人權及多元差異。相對的,集權國家視群體優先於個體(至少主政者如此認為),一旦被認定是有利於公眾的好事,國家公權力即強勢介入、貫徹執行,在好事的促成上變得較有效率。中國大陸能在短時間有飛快進步,大概是社會主義國家意志呈現的結果。 

或可以說,專制政權的領導人,若可以落實「選賢與能」的賢能政治,亦即不只有能力而且還有賢德,在萬眾一心、群策群力底下「好事少磨」;相對的,意見分歧的民主社會,也往往因備多力分,花不少時間對峙又溝通,無形中也相互折騰耗損。 

如同胡適所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意味著在民主國家每個人都要有很好的修養,成熟的民主也建立於高素質的人民,否則民主易流於民粹,任憑政客譁眾取寵、坑蒙拐騙而已。 

相較而言,一極/集權國度即便「民智未開」,但只要「明君」、「哲學家皇帝」指引明路,帶領走向正確方向,人民順應與服從,此國家亦可能富裕強盛,平民老百姓也可過得不錯,猶如古代帝王時期傳言的「太平盛世」。 

然而民主國家是儘可能讓所有人「民智大開」,共同去決定自己的未來,選擇想過的生活,將國家前途操之人民手上。 

無論如何,我仍願生活在一自由民主的環境裡,每個人可以盡情發揮自己,享有言論、思想等多重自由,畢竟對一個哲學工作者,沒有什麼比言論和思想自由更可貴的。

說理與說教

說理與說教

在研究所讀書作研究、寫論文,所訓練的是論述說理之能力,然而一些同學長年的宗教背景,慣於單方面接收訊息,缺乏思考訓練及理路推敲,也因此寫起論文,相對於說理更像是說教,把自己所信仰的照本宣科寫在論文裡。 

說教,用意在於勉勵、期許,甚至是包含規誡、命令,然而說理卻重於反問、分析和論證。例如我們跟小孩說「要好好讀書,做一個好學生,當一個好孩子」,這比較像是說教的期勉,但若跟他討論「為什麼要好好讀書,做一個好學生」,以及「如何好好讀書,如何做一個好學生」等,這個就較是說理的過程。 

說教是已然得到定論,就是如此、不需懷疑,也毋需多所論究,比較是獨斷式的。固然說教可以是一種精神喊話,給人信心的振奮,然而把自己的信念放在論文裡,是沒有太多說服力的,這樣的論文讀起來索然無味,罕有學術價值。 

人文性的學術研究之所以寫成論文,所重的在於說理,或者強調的是論理,包括論說、論述和論證等,不只是言之有物(說什麼),也要言之成理(怎麼說)。 

相對的說教,往往是同一觀念反覆環繞,講不出一所以然來,不斷自我催眠的同時,也想藉以催眠別人,然而對方可能需要的是被說服而不是被催眠;洗別人的腦之前,自己的腦必須清楚明朗,否則恐是自曝其短。 

適逢期末,這一陣子審閱校內外同學們的論文,有感而發有了如上想法。雖然研究者都可看出真切的信仰,但應用在學術論文上卻必須暫時「懸置」,火熱的心透過冷筆來靜思,情感含蓄而有所保留,寫出來的才叫做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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