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7.20 Sat.
東方哲學之可能貢獻
佛教學（Buddhology）研究原從印度學 （Indology）中分流出來，並以歷史文獻之方法（historical-philological
method）為重；在此文獻學方法獨大的情勢下，過往數十年間作佛教哲學之論述並不算太多；即使開展出了哲學論述，也容易與主流哲學界脫節，難以引起外界的正視與關注，僅被視為某種區域文化的研究，歸為亞洲或宗教學門之下，未必見容於正規的哲學系所中；這不只是佛學，整個東方哲學研究亦然。
東方哲學在國際學術領域中是弱勢的，在西方哲學學門中亦屬邊緣，僅在夾縫中求生存；但愈來愈多西方人士為東方哲學發聲。如Jay
L. Garfield和Bryan W. Van
Norden認為歐美大多數的「哲學系」當「正名」為「歐美哲學系」（Department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Philosophy），因為這些哲學系皆沒有「異文化」哲學資源，純然以歐洲為中心（eurocentric），卻獨斷地宣稱為「哲學系」，此「知識霸權」之偏頗，已然否定歐美區域之外別無哲學，對其它文化的哲學不公平。[1]Jay
L. Garfield等人的觀點不難理解，猶如英美（或英國）文學系（Department
of English Literature）不會單單僅以「文學系」命名，而加上「英美」二字以視對不同語系文學的尊重。不過，「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東方哲學研究者不只要重視自己的研究，而且要試著談論出一些思想新見，如此東方哲學在世界哲學中才有立足之地，甚至得以抬頭挺胸。[2]
過去東方人對自己的傳統可說有兩種極端，其一是東方只有宗教和文化，不夠理性或甚至迷信，而有自我輕忽乃至貶抑的傾向，另一是認為西方哲學盡是俗學，不關心價值實踐及身心修煉，僅是有限智能、有漏心識的展現。這兩種極端，或可從三十年前余英時下列表述看出：
我個人當然希望中國思想有一天能夠真正和西方主流思想（不專指「分析哲學」）直接對話。但是如果我們不願自我安慰或自我欺騙的話，我們必須承認這一天還遠得很。其中原因很複雜，但中國思想傳統還沒有經過有系統的現代處理則當負最大的責任。近百年來，中國思想界（如果有的話）不是「妄自菲薄」，便是「妄自尊大」。現代中國人極少以正常的心理和嚴肅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傳統或西方的思想。[3]
不管是「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此兩種態度皆不可取；或者說，過度的「尊古」、「崇古」，以及過於「反古」、「疑古」，都是兩種極端心態。「妄自尊大」容易陷入自我感覺良好、自我陶醉（narcissism），「妄自菲薄」則片面否定傳統哲學的價值，認為所說得一切都顯得過時落伍。相對於此，我們可以做的，應是肯認其所當肯認，以及反思其所當反思；一者當從西方哲學吸收養分，反思、提煉東方哲學的內涵和深度，二者也從東方哲學觀點回應現今的哲學問題，勇於提出主張並進行論證及辯護。特別是唯物論（physicalism）當道的今天，唯心論（idealism）立場已棄若敝屣，佛教觀點或許可提供不同的思考向度。
尤其佛教在哲學觀點上有不少洞見，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多數的佛學研究，仍多囿限在佛學特有術語的城牆內，未必可以用清晰的語言表達思想，這固然是屬於特定領域當有的「學術專業」，但某種形式卻拒人於千里之外，甚至是內部自言自語之自我保護，因為所持的見解在現今哲學和科學的檢視下，有可能已是錯的。此外，倘若受過一定思想訓練的現代知識人，幾番努力若還是不能了解佛學論述，一部份雖是典籍本身深邃或隱晦，一部份亦可能是佛學研究者自身的限制，難以褪下艱澀名相的「保護色」而從清楚語言的表述中開放檢視。[4]
總之，東方（暨中國）哲學在當今哲學界的可能貢獻，已是重要的課題之一；所謂「舊邦新命」，如何「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應是未來東方哲學共同的目標，既讓東方哲學走向現代世界，也讓現代世界走向東方哲學。[5]
[1]見Jay L.
Garfield, Bryan W. Van Norden, “If Philosophy Won’t Diversify, Let’s Call It
What It Really Is,” in The New York Times
(The Opinion Pages), May 11, 2016.取自網路
[2] 不過，情勢似有轉變的跡象，主流哲學界似乎漸可接納東方哲學，一些英美哲學著名刊物也開始出版東、西哲學比較的論文，如Synthese在2017年刊登一篇《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和Spinoza哲學比較的論文，見Christina
Chuang, “Ration Devotion and Human Perfection,” Synthese, 2017, pp. 1–23.此外，Philosophia也已接受佛學相關論文之發表，如Hans Julius Schneide, “Buddhist Meditation as a Mystical Practice,”
Philosophia , June 2017, Volume 45,
Issue 2, pp 773–787. 此外，Philosophical Studies也於2017年出版Jonardon
Ganeri為The Self: Naturalism,
Consciousness, and the First-Person St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一書所作的摘要簡介（＜重述自我＞(The Self restated)）。
[4] 在哲學的論述、分析上，有些時候清楚地錯比說不清楚，更值得嘉許。過往佛學論述囿限於內，常讓非佛學專業者霧裡看花，而今日語言釐清工作，乃能使用淺白語言表達出深刻意涵，一者以確定論述者自身已著實掌握相關佛學概念，二者可作為「介入」其它學科的基礎。如此語言概念的釐定，可說是由內轉外溝通的必要過渡歷程，在共同的認識基礎下，轉化成知識社群可理解的語彙，使人從中得到啟發。如此，將一個重要的佛教術語或字詞，淺顯而深入地解析清楚，達成哲學對話的目的，已可說是功德一件。
[5] 從東方暨中國哲學反思世界哲學的發展，雖有一些成果但卻相當少數，勞思光是一個代表人物。他一定深入的理解對方的觀點，又能用相當清楚的語言去介紹、分析和討論，並提出自己的觀點。如〈論非絕對主義的新基礎主義〉一文即是一例，收在劉國英編《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7，頁129-181。此外，勞思光著、汪琪編《當代西方思想的困局》（臺北：台灣商務，2014）也可作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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