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立場的宗教批判

2021. 2.22  Mon.

政治立場的宗教批判

   知識人面對異族侵略或異邦統治大致有三種立場：一、不服從而抗爭；二、順服（或不順服）而默然、不過問；三、順服且攀附、應和。如同樣身為知識菁英，曾景來與林獻堂、蔣渭水、羅福星等人之反日、抗日或「反殖民」體制的社會運動明顯不同，此外林秋梧雖也批判傳統佛教信仰的迷信風氣，主張佛教革新、回歸現實關懷，卻未與政治掛鉤，年輕時甚亦參與反日學運。　　

　　曾景來倡儀佛教改革是好的，有助於革新臺灣宗教的信仰文化，但政治性考量的「宗教批判」或也影響批判的效力和說服力，如民間信仰中可能存在的優點和長處便傾向少提、甚至不提。雖然曾景來「身在公門」有其職責承擔，「光復」後恢復「自由之身」，重新審視過去所做所為，應可進一步說明與澄清。

  如在國共對峙、兩岸對立的威權統治時代，印順法師所寫《佛法概論》一書曾為人密報「為共產黨鋪路」，即便作出解釋自認無失當之處，申請再審查仍然不被接受，最後他只好自承「逃難時缺乏經典參考，文字或有出入」在政治性審查要求下修改其中段落。對於這樣低頭妥協，印順在自傳《平凡的一生》，開誠布公把往事揭露作為某種形式的「悔過」。[1]此外，當旁人積極為印順爭取日本博士學位，他卻屢屢辭退，而在中日斷交敏感時刻堅持國格、僧格以及文人風骨，表示他是出生於前清，歷經清朝及民國兩代而至死願做中華民國的人，不想因學位落人口實，最後由日方大學主動頒授並請人代為接受。[2]

　　《賽德克˙巴萊》電影莫那魯道的名言：「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如果「現代化」的背後隱含著民族的尊嚴問題，那這樣的「現代化」是否還值得追求呢？「現代化」過程中是否亦有「時窮節乃見」的抉擇問題？無論如何，在艱困年代確實難以要求、苛責太多，然而卻也不能堅持得太少。

         近現代改革聲浪不斷，中國文化亦屢經反省和批判，胡適擔任「新文化運動」要角，提倡「白話文」、打倒「孔家店」以及主張「全盤西化」，處處點評中國文化的不是，乃至於作通盤性的否定，但這主要仍是華人內部的反思卻未必是「告洋狀」；亦即胡適不對外人批評自家人，反而對洋人宣說中國文化的好，在所寫的英文著述中不時介紹中國文化的長處，以「兩手策略」、「兩面手法」的方式對內批判中國文化，對外卻宣揚中國文化。[3]

　　總之，曾景來配合官方統治立場的「宗教批判」，其一些批判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仍待商榷，即便批判得有道理，恐也難服人之心。曾景來固然可以認同「皇民化」中所象徵的進步與改革精神，但或也可考慮到固有傳統的尊重及自身文化的善意解讀，亦以正向、正面的角度看待部份民間習俗的實踐並適度澄清（一如胡適在洋人面前看待中國文化的方式）。只不過身處於殖民時期，曾景來也有大環境、時節因緣的無奈與不得已，而必須附和及配合，如此設身處地之同情理解應有其必要。 

摘自拙作＜試探臺灣日治時期之「宗教批判」：以曾景來為例的審視與反思＞，刊於《法鼓佛學學報》第27期 (2020 / 12 / 01) ，頁6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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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順法師在回憶時，表示慚愧自己的懦弱與平凡，不能忠於佛法、忠於所學，缺乏為法殉道的精神，表示「這是我最傷心的，引為出家以來最可恥的一著！」可知在艱困的時局中，印順法師雖對現實讓步但仍自知節操所在，在適當時機說出內心真正的想法。以上見《平凡的一生(重訂本)》 (Y 41p.85)。

[2] 此過程可見印順〈我為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收在《華雨集第五冊》（Y 29p.233）及聖嚴，〈劃時代的博士比丘〉，http://ddc.shengyen.org/mobile/toc/03/03-06/d1.3.php 2020.08.29取參。印順追求真實佛法、抉擇純正法義，重視早期的「印度佛教」，卻仍在著作中重申他是「中國佛教徒」；對於漢傳佛教的學術研究，他認為漢人本身必須「操之在己」而不是盡跟隨於人，表示他的佛學論述固然曾參考日本學者的著作，但不認為這是絕對必要的，尤其在中國佛學研究上更是如此，此等都可看出他的耿介氣骨。可參氏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Y 36p.a3-a4）以及《永光集》（Y 43p.244-246）

[3] 胡適面對傳統文化的作法相信是值得參照借鏡的，他對內批判中國文化，對外則維護中國文化，如周質平說：「在英文著作中，胡適對中國文化是充滿信心的。他所一再要表明的是，中國這個古文明，並不缺與西方文明接軌的「現代性」。這個現代性的主要成分是民主與科學。……胡適在古代的思想制度中，去尋中國的民主、科學，這一方面維持了他知識上的誠實，一方面又顧全了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的體面。讀胡適論中國文化的英文著作，不能不深體他這番不得已的苦衷。」。參見周質平，〈胡適英文筆下的中國文化〉，收於氏編《胡適未刊英文遺稿》，臺北：聯經，2001。而胡適之對外宣講中國文化，亦使他自己在西方學界、文化界扮演了「中國文化大使」的角色，奠定其在世界上的學術成就。可參王晴佳，〈胡適的「中國文化大使」之路〉，收在《南國學術》第20172期，澳門大學出版，2017年，頁238-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