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同與兩難處境

2021. 2.23  Tues.

身份認同與兩難處境

在高壓威權的殖民時代，曾景來之「人在江湖」，或有著不為外人知的難言之隱；附和當權者、為執政者所用，可能是一種「失格」，亦可能是「識時務」之「俊傑」。[1]苦難戰亂中考驗著人性與信仰，也衍生出諸多倫理學問題，如日本軍國主義所發動的侵略戰爭，造成數百千萬計的殺戮、家破人亡以及無辜生命的犧牲，身處其中而為侵略國的一員又該如何自處呢？

面對外邦異族的佔據統治，表面上曾景來傾向於順服與應和，然而假設曾景來並不視之為異邦統治，而對於日本有一定的國家認同和情感歸向，甚至認為自己也是日人，如此作個「順民」依隨著政府政策的指示規劃，似乎也沒有不對。[2]也因此，曾景來除了響應日本政府「同化」、「皇民化」運動，著力於臺灣民間宗教的批判外，也參與二戰時期日人侵華的戰務安排，如1939年日軍攻佔海南島後，曾景來應試到海南島擔任《瓊海潮音》的「編輯兼發行人」，銜接「大東亞共榮圈」、「興亞聖戰」的理念，為日本軍國主義喉舌宣傳，並落實日人「以華制華」的政策。[3]

曾景來彼時對日本之認同，大致是可以理解的，生於日治時期、自幼接受日式教育，兒時以來語言、文化、思想、生活習慣等洗禮，已然有深刻的情感連結；其對於「日本」的認同，可說是那一代人的共同傾向。如李登輝1923年（大正十二年）出生在臺灣淡水，全然是在日式教育下長大成人，國族情愫和文化情懷相對於中國更多的是日本，除了臺灣主體意識鮮明外，亦不掩飾他對日本的喜好偏愛。[4]筆者祖母同樣是出生於1923年，回想日治時代亦流露出懷舊幽情，孩提時代的情感記憶不可磨滅，即便是受「外邦」殖民、「異族」統治，仍懷念那一段時光。

每個人都會有自身的定位和認同，在日治時期除了臺灣人和中國人（漢人）外，還多了日本人等不同可能，而且除政治或國家認同還包括信仰或文化認同的問題，在佛教信仰中就有印度佛教、中國佛教、臺灣民間佛教、日本佛教等不同佛教文化傳統的抉擇。此外，又涉及到政教問題的交疊，當「皇民化」運動宣稱國體是建立在「惟神大道」的國體（「正教是國體，國體即正教」），政治和宗教的錯綜複雜又更難以簡單的自我定位。

摘自拙作＜試探臺灣日治時期之「宗教批判」：以曾景來為例的審視與反思＞，刊於《法鼓佛學學報》第27期 (2020 / 12 / 01) ，頁6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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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宋宰相文天祥正氣凜然，成仁取義而庶幾無愧，此高風亮節固然讓人激賞，然而若「以退為進」，隨順因緣忍辱負重，以元朝宰相之姿再為廣大人民服務，是否也是一種「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2] 曾景來在日治時期自我定位為一日本人，從所寫的〈我皇國與佛教〉以及〈聖德太子的偉業與其聖德之一端〉等文章，皆以「我國」自稱、「皇國」尊稱，略可得知；只不過是迫於無奈、心有不甘，還是出於自願、心之所嚮，只能說「冷暖自知」。

[3] 見闞正宗，〈殖民時期「佛教教化」與「迷信陋習」改革的推動―以曾景來（1902-1977）為中心〉，發表於「佛教現代化在臺灣的發展：探索宗教哲學的可能性」工作坊，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2019年，頁12、22。

[4] 如李登輝曾在日本國會演講公開表示：「從少年時代到高中時代，有機會廣泛接觸各國古今先哲的典籍和言論，這是當時日本教育重視教養的良好遺產，我到現在還是感謝這種教育。」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3811　2020.08.30取參。另外李登輝在著述中也承認受到日本思想影響很大，他表示說：「或許有人會對我的沉迷日本文史哲，感到不解。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也就是我二十二歲之前，臺灣一直都在日本統治之下。我接受正統的日本式教育，當然也深受日本傳統的影響。」見氏著，《臺灣的主張》，臺北：遠流出版社，1999年，頁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