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必須為自身認同道歉

2021. 2.24  Wed.

沒有人必須為自身認同道歉

當涉及到繁複的國族認同及文化情感等向度，每個人不同的定位和選擇皆應該受到尊重。猶如蔡英文2016年1月16日當選臺灣中華民國總統時，公開發表感言表示，只要她當總統的一天，「沒有一個人必須為他們的認同道歉」，這意味著在臺灣這一塊土地上有著族群、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樣性。除原居於臺灣的原住民外，還有17世紀左右從大陸移民抵臺的閩南人和客家人，之後有隨著國民政府撤退的外省移民，乃至於現今來自各國的新住民等，每一個族群又可細分多種類別（如臺灣原住民又可分為十多種以上的不同族別）。

此外，應也包括在1895到1945年日治時期出生、成長的「日式臺人」，他們自幼接受日本教育、會講日語，而對日本有著深厚情感，因此以尊重、理解（乃至諒解、包容）的態度來面對他們的認同問題，應有其必要。尤其當時的日本是亞洲強盛國家，雖然臺灣人因殖民失去了尊嚴，但也因「日本化」而「現代化」，因各項建設而帶來臺灣向前邁進與經濟發展。[1]可知，日本人雖殖民臺灣，但也一定程度有功（乃至有恩）於臺灣，如此蒙受恩澤而銘感於心亦是得以理解的。

事實上，曾景來日治時期「擁日」、「親日」之作為，可能有其不得已或難言之隱，也因此日本撤退後（即所謂「光復」），他曾在信函中約略表達出為難處境，因為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他不得已過著殖民的生活；而光復後回歸中國文化，卻也為「中國佛教的正信居士」感到萬分榮幸。[2]

倘若如此，戰後曾景來的立場迥然不同，這固然可以投機、圓滑來負面評價，但身在戰亂的時代、受限於時局，或亦有身份認同上的苦衷。曾景來早年雖重於《阿含經》，但他對於中國文化應該也多所認同，從譯述的《中國禪祖師傳》、《蘇東坡傳》、《日本禪僧涅槃記》、《寒山詩解》等，亦可知其思想傾向，並沒有摒除中國文化與中國佛教。尤其二戰結束後曾景來移居花蓮，往後三十年不再以日式佛教為重，卻帶動花蓮佛教的「中國化」和「人間化」，被認為是「花蓮佛教『中國化』與『人間化』最具關鍵的領導者」。[3]

總之，曾景來之「宗教批判」暨「現代化」背後，「皇民化」是其中的目的（尤其是對民間信仰的批判），雖然動機、手段仍有可議之處，但所帶來宗教改革的結果可能是好的。在兵荒馬亂的年代，每個人都有求生存的方式，曾景來身處其中亦有他境遇上的權衡，被迫在身份上有所取捨、行動上有所抉擇，或可多一分善意解讀及同情理解。　

摘自拙作＜試探臺灣日治時期之「宗教批判」：以曾景來為例的審視與反思＞，刊於《法鼓佛學學報》第27期 (2020 / 12 / 01) ，頁6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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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人據臺期間積極從事民生建設，如公路、鐵路及港口等各項交通設施，促進農業、工業的進步成長，也帶動臺灣經濟向上發展。詳可見葉淑貞，〈日治時代臺灣經濟的發展〉，《臺灣銀行季刊》第六十卷第四期，2009年12月，頁224-273。

[2] 曾景來曾經在給星雲法師的信中提到：「臺灣是中國的領土，後變成日本的殖民地，我們不得已要過著殖民的生活……現在臺灣光復了，我們可以回到中國文化裡，雖沒有資格再稱為和尚、比丘，但是能做一個中國佛教的正信居士，也不禁感到萬分的榮幸。」如果此段記述為真，從中透露出兩點訊息：一、殖民時期人在屋簷下，有諸多的無奈、不得已；二、對於中國文化的認同以及中國佛教信仰者的自我定位。星雲，〈曾普信〉，《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綜合版》（2018 年 2 月4日）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499966　2020.08.29取參

[3] 見李世偉，〈戰後花蓮佛教的「中國化」與「人間化」〉，收在《圓光佛學學報》第14卷，2009年，頁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