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與印順之間四之二

2021. 3.2  Tues.　　

太虛與印順之間四之二

　　印順曾在〈遊心法海六十年〉自承他與太虛之不同，表示「大師長於融貫，而我卻偏重辨異」^[1]，也正因為「長於辨異」^[2]，而展開對圓融佛法之批判，批判因圓融而落於過度方便及至於「方便出下流」^[3]。相對地，在太虛眼裡「長於辨異」卻是「揉成支離破碎」（或「離支破碎」），以此評判印順的對於大乘佛法定位與論述，認為馬鳴、龍樹、無著等諸多論師皆「一貫大乘」，不應劃界區分而尊此損彼。^[4]可知兩人之思想傾向及義學特質截然不同。

　　此外，印順立基於現實論究佛法，著眼經驗事實顯示出濃厚的理智精神；而太虛著重以信仰之理來推演佛教之史，重於超時空、超現實的宗教體證，認為佛法在現實人間的一切不能代表佛法的實況，佛陀的證悟境界也不是一般人之有限官能或有漏心識所能認知的。由此看出學術史觀「論事推理」以及宗教史觀「依理推事」的別異，其中涉及歷史實然與宗教應然平衡之可能；學術研究上雖重實然之理據，但宗教信仰上卻重應然之理想，在真實之外還嚮往著美善與神聖，如此師生二人在世間事實的理據與出世神聖的理想之間，各有不同的比例偏重。

　　印順之抉擇純正法義自是有別於太虛之融攝一切、會通全體，此佛法純正性的追求，如他所言「存有揚清抑濁，淘沙取金的意趣」^[5]，所提倡的「人間佛教」亦以人類為主而反神化、鬼化的走向，但太虛卻以「孤取人間為本」批評之。太虛的融貫傾向、大開大闔，顯示雍容大度的菩薩性格，一方面顯示各個法門宗派的平等地位，一切都為度眾之方便，^[6]另一方面說明佛教真理的普遍性、超越性，不囿限於民族文化的界域而得以廣傳；^[7]而這應關乎「佛性」之根本信念，以「佛性」為一切眾生所共有之必然（「眾生皆有佛性」），進而推想義理的融貫圓通。

　　早年太虛對於精嚴明辨的學術考證方法礙難同意，認為一切佛法乃源於佛陀的「現證」基礎，而不是專在名相陳跡中論斷考究。[8]然太虛依著中國佛學的圓滿理想，表顯出鮮明的融貫傾向，這在印順看來卻有其弊，如未能分判佛法之方便適應及權實運用，甚而為圓融所累。[9]印順表示，太虛所說大致依著中國傳統佛學的基本見解，義理思想雖有所創造發揮，卻不是客觀知識的學問論究，而他個人則本著客觀研究的立場，重視歷史之考證。[10]印順認為歷史考證雖不是完善且唯一的治學方法，卻是以時空中佛教活動實況所作的研究，依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不只對治「懶」、也對治「混」；[11]相對地，印順認為太虛雖融攝一切舊有，卻也掩蓋了創新，使得「真正佛學」反而「變得模糊」，誤以為適應潮流而隨之世俗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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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華雨集第五冊》（Y29p101）。

[2] 如印順說：「我雖然也覺得：『離精嚴無貫攝，離貫攝無精嚴』，而其實長於辨異。」《華雨香雲》（Y23p303）。

[3] 如印順在《印度之佛教》「自序」一開頭即表示：佛教之末流病莫急於「好大喜功」，也因此而言「無往而不圓融」以及「無事而非方便」。如此之「圓融方便」，印順曾深信不疑，以之為佛教獨得之秘，然幾番思索考察才領悟到佛法純正平實的特質，反對於中國佛教之圓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頓證的過度發展不以為然，甚而認為是一種困限而致使「奄奄無生氣」，此外對於神秘、欲樂氾濫之批判更不在話下。見《印度之佛教》（Y33pa1-a2；pa7）。除「自序」外，在書末最終結尾亦表達對「方便出下流」的批判，不認為「圓融神秘」可以住持正法。《印度之佛教》（Y33p332）。

[4] 如太虛說：「惟於佛世以來之教史，似因莊嚴『獨尊龍樹』之主見，將大乘時代揉成離支破碎，殊應矯正。」《太虛大師全書第十六編•書評25》，p49；以及「馬鳴、龍樹、無著之佛陀傾向同，一、隨和小而潛奠大本，二、破小有而明空契中，三、對有、空而唯識顯中。雖分三流，相成而不相破。龍樹、世親同釋華嚴十地，安慧釋龍樹中論，護法亦釋提婆百論，此原議所謂一貫大乘，亦即印度傳入中華之精粹；而冀不以『獨尊龍樹』，乃前沒馬鳴而後擯無著，揉成支離破碎也！」《太虛大師全書第十六編•書評25》，p59-60。

[5] 見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收於《華雨集第五冊》（Y29p17）。

[6] 如印順說：「大師以種種方便，說明這點──各各殊勝，各各平等。主要還是一切皆方便，一切無非為了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與三論、蕅益的融貫說相近）。以推陳出新的種種方便，融貫一切佛法，（二十六年講）〈新與融貫〉一文，正表示了這一意義。晚年定論之『教之三期三系，理之三級三宗，行之三依三趣』，是融貫一切，是一種新的判教，但與臺、賢等判教不同。」《無諍之辯》（Y20p218-219）。

[7] 如太虛在〈余之佛學新運動〉說：「吾從事於佛學二十餘年矣。以二十餘年的修學、體驗，得佛陀妙覺的心境，照徹了大小乘各派的佛學，及一切宗教、哲學、科學的學說。從人類的思想界，為普遍的深遠的觀察，了知佛學的全體大用，向來猶蔽於各民族的偏見陋習，未能實現為人類的普遍文化。」《太虛大師全書第一編•佛法總學2》，p933-934。

[8] 太虛以及傳統中國佛教界對「科學史學」之不以為然，如印順在〈談入世與佛學〉說：「『進化之史論及科學之方法』，大師為什麼反對？大師以為：『一切佛法，皆發源從釋尊菩提場朗然大覺之心海所流出。後來順適何時何機，所起波瀾變化，終不能逾越此覺海心源之範圍』。佛法只是『覺海心源』那個事實，這是圓滿的，沒有進化的、發展的。如遺忘這個，而專在名相陳跡中，以為佛法如何如何，談發展，談進化，這是從根本上否定了佛法，那還有什麼佛學呢？這一『史的科學之方法』，在大師的佛學傳承上，缺少這一著（這是近代發展形成的方法，過去僅有與之態度相近的，但不為中國所重），所以也不為大師所重。」《無諍之辯》（Y20p203-204），以及說：「中國傳統佛教，似乎都不滿歷史考證的研究法。虛大師早年，對此也不能例外。幾年前，聖嚴法師想成立史學會。我曾在通信中說：真正歷史的研究，是否能為現代中國長老所容忍，還有問題。總之，近代開展的歷史考證的方法論，與中國佛教界，格格不相入。」《無諍之辯》（Y20p230）。

[9] 印順說：「我覺得，大師過於融貫了，以致『真正佛學』的真意義，不能明確的呈現於學者之前。我又覺得，大師的佛學，是真正的中國佛學。」《無諍之辯》（Y20p224），以及在〈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又說：「大師心目中的『人生佛教』，總不免為圓融所累！」《華雨集第四冊》（Y28p65）。

[10] 印順說：「正因為我有客觀研究的傾向，所以不能同情於這樣的結論──虛大師所說，是思想而不是學問。」《無諍之辯》（Y20p225），以及說：「我有客觀研究的傾向，所以對歷史考證，雖不是自己所長，也不完全同意日本學者的看法，但確乎對之懷有良好的感想。在這點上，我與虛大師不同，自然也不能為中國傳統佛學的長老所贊同。」《無諍之辯》（Y20p227-228）。

[11] 見印順，《無諍之辯》（Y20p228-229）。

[12] 見印順，《無諍之辯》（Y20p22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