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為一切價值之源

2021. 3.22  Mon.

「心」為一切價值之源

　　「心」取代「巫」之中介功能，「心」是人的精神總樞紐，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特殊地位，可以很肯定地說，中國的精神傳統是以「心」為中心觀念而逐步形成的，極其所至，「心」被看作是一切超越性價值（即古人所謂「道」）的發源地，此一觀點余英時（在不同文章中）反覆強調著。換言之，「道」為價值之源，「心」為通往價值的橋樑，但當「道與心合」或「收道於心」，「心」亦成為一切價值之源，中國軸心突破的過程即建立起此一基本原則，而且此基本原則貫穿在近代以前的中國精神傳統中，並體現在中國文化的各個層面，其中藝術亦復如是。[1]

　　「心」為一切價值之源，可說是古代中國哲學家的一致見解；雖然細部深究先秦諸子「心」之意義各不相同，但基本上皆以「心」為價值所在（只不過價值的內涵和定向各有區別），余英時即著重在共同面向論述之而略其差異。以「心」為一切價值之源，如《孟子˙盡心上》說「仁義禮智根於心」以及《孟子˙告子上》：「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著名的「四端之心」即是一例。[2]此外，以「仁」為「人心」、「義」為「人路」，而「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亦把一切讀書問學暨道德規約訴諸於心，而這樣返求於心，即是奉行天道，乃至可與整個天道相映照，如《孟子˙盡心上》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意即若要知天、事天，首要盡心知性以及存心養性，藉由心性修養通達於天，達於所謂的「內向超越」，此意味在孟子思想中「天命」與「人性」中的合一，「由人心深處有一秘道可以上通於天」，而且所屬於天已不是在於人，反而屬於人最真實的本性。[3]

　　不只孟子思想如此，又如《荀子˙解蔽》說：「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此「曰心知道，然後可道」亦可看出「心與道合一」的共同特徵。[4]此外，《尚書˙大禹謨》「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可看出「道與心合」的延續，即便相傳這是源自《荀子˙解蔽》和《古文尚書》的偽文，但《荀子》引《道經》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之「道心」與「人心」對舉，已是古有之事實，[5]而宋明理學家之「存天理，去人欲」亦根源「道心」與「人心」之別，在宋明思想史上發生著深邃而持久的影響。[6]

　　事實上，除了儒家孟、荀等標示出「道與心合」的觀點：《莊子˙人間世》：「唯道集虛，虛者心齋」、《管子˙內業》：「修心靜意，道乃可得」以及《韓非˙揚權》：「虛心以為道舍」等亦也如此。[7]余英時表示，中國古代思想史建立以「心」為傳統的「心學」，皆有兩點共同之處：[8]

第一是將作為精神實體的「道」代替了「巫」所信奉的人格「神」；

第二是用「心」代替了「巫」的功能，成為「天」、「人」之間溝通的樞紐。

　　如此，「道」取代「神」、「心」取代「巫」，「道」又透過「心」來通達和體現，「心」成為「道」的集聚地、居留地，而先秦文本所說的存心、盡心、養心、正心、洗心、良心皆是對「道心」而發。[9]所以過去「巫」為了迎接「神」必須先淨身，以便「神」暫住於「巫」的身體中，但現在卻是把「心」洗淨，使「道」能集聚其中，或者以「心」作為人居住的地方，必須時時打掃乾淨，讓「道」住進來，如上述的「心齋」、「道舍」等。[10]

　　總之，「道」為價值之源，收「道」於「心」而使「心」亦為價值之源，「道與心合」成為先秦諸子的共同主張（特別是儒道兩家），影響所及後世的哲學亦復皆然。而值得補充的是，相對於「道」、「心」為價值之源，「氣」乃是一種生命力或生命之源，[11]在這修心暨精神修煉的過程中，「氣」為一重要樞紐，先秦諸子的修養工夫，如孟子之「浩然正氣」（「配義與道」）來練就「不動心」，荀子的「治氣養心」，以及莊子的「毋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以「氣」之「虛而待物」來通往「道」等皆是。亦即西元前四世紀隨著氣化宇宙論的思想出現，以「心」為主的內在轉向又向前邁進一大步，「心」對於「氣」的操練運用取代過往巫與鬼神溝通的法力，透過陶養心中之氣，每個人都可成為自己的巫師。 

*摘自拙作《心識與解脫：對比視域下的佛教心意識理論》第五章，2020年11月台大出版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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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英時，〈從「遊於藝」到「心道合一」：《張充和詩書畫選》序〉，收於氏著《中國文化史通釋》，頁172-177。

[2] 見余英時，〈新春談心〉，收於氏著《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頁98。

[3] 余英時引《孟子》之見說明人心、天道之合一，以及引劉殿爵「由人心深處有一秘道可以上通於天」之說，可見余英時，《論天人之際》，頁61-62及129-131。《孟子》之「盡心知性知天」（「踐德知天」）是一重要觀念，學界已有不少討論，相關分析可見楊祖漢，《儒家的心學傳統》（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76-81。

[4]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頁69、197，以及余英時，〈從「遊於藝」到「心道合一」：《張充和詩書畫選》序〉，《中國文化史通釋》，頁174。

[5] 此可見余英時，《論天人之際》，頁250-251。之所以為偽文，除改自《荀子》「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亦取改《論語》之「允執其中」，可見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56-57。

[6]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頁252。

[7] 余英時，〈從「遊於藝」到「心道合一」：《張充和詩書畫選》序〉，《中國文化史通釋》，頁174-175；及余英時，《論天人之際》，頁197。可略為補充，在《管子》中亦明顯表達出的「道」、「德」與「心」的密切關聯，認為人依「道」所表現出來的「德」，關鍵在於「心」的修煉。以下數句可看出「道」、「德」、「心」的緊密關係：「夫道者，所以充形也，……卒乎乃在於心」（〈內業〉），「心靜氣理，道乃可得」（〈內業〉），「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內業〉），「心之在體，君之在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術上〉），「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心術下〉），「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樞言〉）等。事實上，在《管子》中，特別是〈內業〉、〈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四篇，對「心」之強調從篇名即可得知，如〈內業〉重內心、內在修養、〈心術〉為心之功能作用、〈白心〉為潔白其心，四篇皆以「心」為論述主題，皆重於「心」的修煉來涵養「德」及至於體會「道」。對於《管子》所代表「稷下道家的心學」可見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臺北：三民書局，2003），頁40-49。

[8] 余英時，〈新春談心〉，收於氏著《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頁100。當然，諸子之間同中亦必有異，這裡主要順著余氏觀點去顯其同而略其異，進一步差別則待日後探索。

[9] 同前註，頁100-101。

[10] 余英時，〈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第四次突破〉，收於氏著《中國文化史通釋》，頁8-9。

[11]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頁137、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