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5日 星期五

「素食益生」

「素食益生」

素食於今日有諸多好處,「素食益生」這裡的生可謂有三種:健康養生、慈悲護生以及生態守護。

茹素,保健自己同時也愛護有情眾生,進而解救地球,得以實現「完整的愛」,意即愛自己、愛動物、愛自然環境之「三愛」,而得以「完整」稱之。

換言之,素食或蔬食幾可說有利無害,除少數特例外,基於生理或身體需求而必須肉食,素食對於自然、動物及個人三面向而言利遠多於弊。

就個人而言,在充足蔬果的營養攝取下維持身心清淡,減少高血壓、心臟病等慢性疾病,亦在不殺、戒殺的理念下長養仁慈之心。就動物而言,不再為口腹之欲,造就無數動物的苦難遭遇,包括不當飼養與凌虐宰殺等;就生態來說,畜牧業是溫室氣體的重要來源,大規模飼養對於土地、水資源以及空氣都帶來相當大的負擔。

可知「推素」的正向價值,也因此從醫學、營養學、生態學,或者從哲學、宗教、動物倫理或生命倫理學,以及從環境生態保育等角度,都顯其重要性,當進一步深化論述。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今日全人類關心的課題,「永續發展」用中文意境來說是「生生不息」,而若要「生生不息」,不免要實踐健康養生、慈悲護生以及生態守護的「素食益生」,而推素運動可謂是「三合一」的「一舉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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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的擴大

義務的擴大

儒家重視人倫之常,有所謂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要人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每個人在這世界上,都有他的角色扮演,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即能達到家庭的美滿、社會的和諧,人我之間少了紛擾。

然而社會和諧距離世界大同,還是有一段距離,《禮運大同篇》所說「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乃是義務的擴大,朝向更高遠的理想境界,否則只照顧自己及身邊的人,不免有其限度,雖然周遭親朋好友都守護好,已不是件容易的事。

事實上,除了從身分談義務關係,亦可以從能力談責任承擔,就像孫中山先生所說: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如果一個人能力好,不應該只限於自身家庭的小愛,而是要推己及人,拉長情、擴大愛。可知,能力好不代表心量大、心量大也不代表能力好,然若要成就一番事功,不免要學養、賢能、德才等兼備一致。

如此可看出兩個成功要件,第一是有能,第二是有心;如果有能力,但是心量太小,所能照顧到的只是有限的人,甚至淪為私情小愛。相對的,有心但能力不足,反而容易壞事而幫倒忙,所以仍要以能力來論承擔之大小。

「菩薩」,此一身分既要有能力、也要有願力,兩者合一,預約人間淨土才得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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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的佛學研究

「中道」的佛學研究

現今台灣佛學研究呈現多元發展態勢,除了承襲近現代歐美學風,也保有傳統信仰弘化的講述型態,舉凡語言文獻分析、哲學義理論述、入世實踐教化等不同進路,藍吉富老師即曾以「基礎佛學」、「理論佛學」和「應用佛學」 ,或者「寺院佛學」、「學院佛學」等做分類。

佛學研究多元路徑,皆有其重要性,各自依其背景展開探索,不同人亦各取所需,這是思想與言論自由的表徵,然「解行並重」畢竟是佛法的關切,以此來看待學術與信仰的平衡。

學術與信仰的平衡,始終是存在的問題,印順法師早在數十年前「談入世與佛學」即撰文探討,可知猶來久矣。然就過去祖師大德來說,各個論師或佛教思想家並沒有此問題,龍樹、無著、世親乃至智者、吉藏、玄奘等皆然,佛法義理的窮探力索,本就是為了信仰的實踐,以離苦得樂為終極關懷,而沒有所謂的純佛學研究。

然時至今日,佛學研究不限於信仰實踐目的,甚至標榜非信仰的宗教研究,才是真正的客觀研究。

然而不偏不倚、不即不離的「中道」佛學研究,才是正確的坦途。對此,印順導師的觀點是值得參照的,既非純粹、無關乎信仰的學術,也不是自我陶醉式主觀的學術;既要重視佛法研究的宗教性,同時也求其真實,使能情理兼具、理論與實踐兼顧。

不只是印順導師,聖嚴法師、達賴喇嘛乃至於菩提比丘、無著比丘等,諸多漢傳、藏傳、南傳等所謂學問僧(scholastic monk)皆有此傾向。

「中道」的佛學研究,在台灣應該向心凝聚,形成社群團體,乃至於學會組織等,使佛法產生利益人心的力量,而不在象牙塔的書齋中與世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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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噩夢

一場噩夢

一天清晨做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夢,夢到小女正跟一個接近中年的男子談戀愛;接近中年,大概就小我幾歲或相差不大,怎麼會有這樣的老少戀情,甚至是不倫之戀?

在夢中我極力說服她結束這段關係,畢竟還小,不是戀愛的時候,而且對方年紀又大,絕不是一個門當戶對的交往。

在多方說服之下,甚至我撂下重話,表示要斷絕親子關係。女兒終究是自己的女兒,在極力說服之下欣然接受,畢竟她和父母的連結依舊緊密,而我也在睡夢中倏然驚醒。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夢呢?令人莫名其妙,醒來只覺得是場噩夢,即便是「顛倒夢想」,仍心有餘悸,回過頭看看她稚嫩臉龐,猶然深沈熟睡著。

小孩結婚,就是另成家庭,把孩子交到另一個人手上。既然是新的家庭,就不再以原生家庭為重,這時父母親總是希望找一個讓自己放心的對象,安心的放手把自己所愛,交到另一方手上。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對一般人來說是天經地義,小孩長大自有這一天到來,即便心裡不捨還是必須歡喜迎接;當父母的,只求她一個好歸宿,在父母的祝福下有著幸福美滿的人生前景。

「以身作則」

「以身作則」

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當然這句話泛指所有孩子,而不限於兒子,且不只是父親、也有母親,因此「有其母必有其子」,也是相通的意涵。這意味著父母親對於小孩的深刻影響,此從我們過往的成長經驗即可確認,我們都在自己身上看到父母影子。

既然父母親在小孩身上烙印不可磨滅的印記,如此父母親留給了小孩什麼,就值得留意,是好是壞,父母皆脫離不了責任,也因此「養不教」父母之過,這句話實有其理。

跟女兒的互動,多半是愛卻少了敬,多了親密缺少了嚴厲,這是近來自我反省的領悟,長期下來對小孩的學習成長,將有負面影響。

小朋友生活習慣的養成,紀律和規矩的觀念,必須在家庭教育的點滴中去學習認識;如果年幼習慣不好,長大之後定型就很難改,之後辛苦的是未來一起生活的伴侶,所以帶有威嚴的管教是必須的。

然嚴格教養小孩,必須先「以身作則」,大人都做不到,要求小孩能守規矩是不太可能的,小孩一切都看在眼裡,自然而然心裡有一把尺,也因此先反諸己,才有資格教養下一代。

可知對小孩嚴厲是好的,但前提是父母自己也要做得到,「身教重於言教」,即在於此。

養兒育女都是父母自我審視、自我提醒的過程,為了小孩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也因為這樣的改變,小孩才有可能變得更好,否則就是自身業力習氣的相續,把上一代的「慣習」繼續「流轉」給下一代,原生家庭的親子教養,就是日後究責所在,為人父母不可不慎。

2024年2月28日 星期三

從義務到超義務

從義務到超義務

Soraj Hongladarom Supererogation in Buddhism一文中,[1]試著論證佛教存在「超義務」概念,然重點未必在於(或不只在於)佛教倫理學有超義務,而在於佛教的超義務如何對現今倫理學有所啟發。換言之,現今的倫理學研究,關心道德義務雖是好的、對的,然而倫理學探討亦在於指引美好生活,為人類長遠的福祉設想規劃。如此,如何提升倫理學的格局與高度,佛教哲學及其道德思想當可提供重要的資源憑藉。

佛教的出世解脫,以及出世又入世的菩薩道,自有「超義務」的思維傾向。出世間的修行實踐,已然不限於人倫關懷,卻蘊涵「超義務」層面;雖就儒者而言看似是「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人我關係的背棄,卻是人我關係的擴大昇華,《論語》之「士志於道」、「士不可以不弘毅」等,亦皆有「兼善天下」的情懷。[2]無論是佛教的「發願」或儒家之「立志」,皆在於超義務精神的鼓舞激發,如此東方倫理學的理路開展,對比於當今倫理學研究,或有不同的意義啟發。

東方倫理學以「止於至善」為方向目標,不管是儒家成德之教之希聖希賢,或佛教成正等覺之即人成佛,乃至於道家的羽化成仙、天人合一等,皆重於此。現今倫理學固然探討世間倫理規範,但不應畫地自限僅止於此,也當超拔人生觀照之眼界。事實上,超義務的勸發、引導,亦存在於西方哲學傳統,而不限於東方,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哲人,皆有如是關注傾向,唯經反省的人生才值得活,哲學對話所討論的不是瑣碎小事,而是人如何過活(discuss no trivial matter, but how a man shall live.),視哲學為一種生活而重視精神修練。[3] 

雖然超越性的神聖關懷,易讓人誤以為是宗教而非哲學,甚至落入中世紀「哲學為神學之婢」的覆轍,然而過猶不及,哲學作為一種「學問之王」或者「愛智之學」,理應也有宗教的精神情操,古來的哲學家即是「求道者」,「為學」與「為道」、「尊德性」與「道問學」兩者,於今應重新連結一起,讓哲學探究不僅是純粹智性上思辯論證,而亦有行動實踐上的心性修養與社會關懷。 

「超義務」踐履的背後,在於理想性開展,「哲學」的學問性格本具此理想主義精神,如大乘菩薩道的「發心立願」。進言之,相對於世間義務,佛教雖有所謂的業力觀或業報思想,其中尤重於防非止惡,然在利他助人而至覺行圓滿,更重於願力;亦即義務重於業力,超義務多說願力。倫理學除關心善惡對錯行為外,超越的理念或高尚的志願,也當成倫理學關注面向。 

如此,若問佛教倫理學對當今學界有何啟發或啟示?其一就是義務概念的提昇、深化,如透過「超義務」的勸勉,實現人生長遠的美善境界,否則倫理學雖探討世間道德問題,若缺乏終極性關懷(ultimate concern),亦不免因世間而世俗而易流於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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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raj Hongladarom, “Supererogation in Buddhism,” in David Heyd eds., Handbook of Supererogation, Springer Nature, 2023, pp. 361-372.

[2]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乃至《老子》「百姓心為心」、《莊子》「內聖外王」等,都透露「兼善天下」情懷,其間差異或在於門徑或路數之別;如大乘佛教菩薩道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相對於「推己及人」,亦重視親疏遠近的平等一如,而可謂「老人之老,如吾之老;幼人之幼,如吾之幼」。

[3] 關於古希臘哲學傳統重心性修養,以及西方傳統中的精神或靈性修練,可參Pierre Hadot,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 MA: Blackwell, 1995.

為老病死作準備

為老病死作準備

「生老病死」是佛教八苦中的四苦,尤重於身體面向的苦。人生在世、身而為人,就是一種苦——不得不吃之饑來食,不得不睡之睏來眠,包括冷著衣、渴飲水等皆然,維持生理需求本身就是一種苦,生命存在就是苦。 

生是苦,人生而邁向老病死的過程也是苦;老化衰弱是苦,病痛折磨是苦,以及老病所面臨的死亡,也是苦。 

在老病死三者中,病應該是最苦的,老只要沒病,主要是生理機能退化、行動遲緩,但至少不至於被病痛折磨;至於死亡已為無知覺、無意識狀態,也未必會感覺到熾烈的苦。 

每個人都有老病死的過程,思乃於此,日常生活很多事沒有什麼好計較的,尤其垂暮之年的衰病身軀,尤其當長期臥床,身不由己,吃喝拉撒睡一切都要旁人打理,已然是一種折騰折磨,苦人苦己。無論過往如何功成名就、如何飛黃騰達,皆於事無補,仍舊是行將就木之人 

如何優雅地老去,安忍在疾病中,以及無懼於死亡,成了每個人一生的功課。 

於此之間,「身」不自主,「心」的訓練無非是最重要的,把心照顧好,淨化超拔之,使在面對人生無常能更堅強、更有智慧。 

這裡的心,或有兩個部分:一是觀念,另一是能力;觀念如了知無常、知足淡然、正見正思維等,而能力猶如佛教禪定訓練,「依住堪能性,能成所作事」,心靈質感使於面對苦難升起堅固承受力。 

老病死既是人生必經之路,即為一生必修課程,有良好的心理質素,心境平穩安定,才能從容面對老病死,不慌不亂。如此,心的訓練健壯時就要開始,「平時抱佛腳」,即便身不聽使喚,心卻不受老病死宰制,猶然可以活出安穩康樂的生活。

人格力量

人格力量

慈濟何以能感召許許多多的人?為什麼慈濟志工一心一意、無怨無悔跟著證嚴上人?背後的心理因素與動力來源頗值得深究。

證嚴法師本著一顆真誠的心,以其身行示範,或所謂的「身教」、「以身作則」,自然而然產生影響力、攝受力,此「聖格」領導,即是以德服眾,以精神人格打動、感染無數的人。

「德」可說整個東方哲學的特色,「其身正,不令而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所言即此;證嚴法師所謂的「以戒為制度,以愛為管理」亦復如是。在「德治」中不需嚴刑峻法,或者誘之以利,而是「帶人帶心」,證嚴法師之贏得尊敬、贏得弟子們的心,在於人格典範的力量。

所謂的「才德兼備」,當兩者不可兼得,證嚴法師重德多於才,德行還是比較重要。古代「德化」政治的理想,以及所謂的「品格教育」,重要性也在於此,「德育」於今日尚有其意義,而不應視之為守舊或古板。

證嚴法師的引導風格,讓人見識古聖先賢所言不虛,此古風猶存之「善治理」,在現今的領導統御和經營管理可說別樹一格。

社會影響力與名利

社會影響力與名利

現今資訊科技時代,網路四通八達,一個人只要有些聰明才智,再加上一定的方法和技巧(或者小手段),就容易在網路上暴得大名,成為所謂的「網紅」。

然聽看其言論,或而挑起敏感議題,或而似是而非,不少是譁眾取寵,引起眾人目光。

但這無助於知識的增長與心智的成長,雖有短時間影響力,長期效益卻相當有限,所帶來的「負能量」遠多於正。

社會影響力未必是汲汲營營求取,卻是隨順因緣自然而然而生,苦心追逐而來的影響力,或僅是名利薰心,反問自己究竟實力多少?

這世界上,難能可貴的是安分守己、老老實實的做一點事,至於發揮多少效應,未必是有限個人短時間能判定的,當中涉及到一個人的福德智慧資糧。換言之,受到歡迎與重視,或所謂的「名利雙收」,仍是有福報的問題,可遇而不可求,強求就易流於浮誇表淺。

福報不是一天、兩天如此,還是要腳踏實地去累積,否則「德不配位」,人紅是非更多,甚而換來巨大災難,如此甘於平凡、樂於無聞,仍是細水長流的處世之道。

讓一切順其自然水到渠成,即便不能影響他人,也要反求諸己、照顧好自己的心,做好份內該做的事,相信心靈平靜的音聲,遠勝於外在一時的浮華喧鬧。

辯證的弔詭

辯證的弔詭

人世間一切甚是微妙,或可用「弔詭」稱之,對立的兩面,往往是相生相剋又相反相成,正因為有反面勢力,才能支撐自己的存在,或者契合自身的想法。

例如2024年民進黨雖然贏得總統大選,但如果民進黨要長期執政,其反對黨或在野黨功不可沒。正因為國民黨以及民眾黨,民進黨的政權才可以穩固延續,以平衡「台獨」勢力,不被以為過於猖獗,讓共產黨有機可乘、以軍事力量推翻,即便攻打台灣是相當不智的。

四成選票贏得勝選的民進黨,不敵藍白票數的總和,大陸國台辦即表示:「選舉結果不能代表多數民意」,畢竟另外六成的民眾不樂見綠營執政;然北京政府也無可奈何,民主過程即是如此,縱使中共表示不惜一切代價捍衛國家領土完整,但想到那六成反綠或非綠的多數民意,仍舊對台灣抱持希望。

此外,兩年多烏俄戰爭至今沒有停歇跡象,日前美國拜登總統簽署同意軍烏克蘭六百億美元法案,然而眾議院遲未通過。

美國作為世界強國及軍事強權,為維持全球秩序及鞏固國際地位,在道義上必須援助烏克蘭,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就美國實質利益來說,持續不斷的軍援,恐也是美國財政一大負擔,因此國會的阻擋,某種程度亦符合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

換言之,軍援烏克蘭是身為大哥的道義,然而大哥也有自身利益必須照顧,也因此即便軍援案無法順利過關,拜登總統心裡或也鬆一口氣——不是他不願意支持,而是代表民意的國會否定了,表面上拜登被打臉,但亦有了台階可下,得以順利推托或開脫。

人世間相反相成、相生相剋,此「辯證的弔詭」,猶似「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道理,表面上是輸,但可能在另一個角度是贏,反之亦然。若解此「福禍相依」,人世間的得失成敗,未必要斤斤計較,而得以長遠眼界來看待人世間一切。

2024年2月15日 星期四

佛門中的「義利之辨」

佛門中的「義利之辨」

在中國哲學思想傳統有所謂的「義利之辨」,早在先秦孔孟思想即有一些語句表述,如《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舍生取義」等。

佛教「六和合」中「利和同均」,似表達了「義利之辨」的觀點。「利和同均」就表面意涵來說,可說是利益的合宜分配,這樣的合宜分配(just distribution)或也可以說是正義分配的一種,也就是說「利和同均」背後的合宜分配,也是利、義之間平衡的觀點。

然而這樣的合宜分配對某些人或社群來講,一點也不正義,畢竟所得和所做成正比,才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思維,所得到的利益、利潤應該和所付出的勞力心血有對價關係,否則少做、少勞力的人,也可以得到同樣的報償,這樣的「共產」,顯然是不合理。

然而,佛教「利和同均」的「共產」背後,主要是要去除以「我」為中心的私欲貪執,背後的控制欲、佔有欲是煩惱的根源,因此所謂的無私、無我,不只是不計較,甚至是付出無所求,乃至於付出無所求還要對受助者道感恩。

如此,這不只是「利和同均」,卻是「利和不均」,對菩薩行者來講,「利和不均」是為了別人的好、為了人我關係乃至世界的和諧和平,寧可被不公義對待,把自己之應得、應有與人共用或施與他人,自己寧可只取少部份。

這涉及「超義務」的思維,超義務是自願性讓自己接受不公不義的對待,既然是「心甘情願」,也就沒有不公不義可言,卻是個人本分事的義務承擔。

總之,佛教「無我」的修行,乃至於「慈悲」的實踐,所謂的正義或合宜,已然有別於世俗性的認知定位,在修道脈絡中唯以心性的提升和解脫的實現作為終極關懷,以此開展所謂的正義理論。

「對,就做了」

「對,就做了」

「做,就對了」是證嚴法師相當著名的靜思語,也為慈濟社群再熟悉不過的金句。

相較於「做,就對了」,「對,就做了」也是證嚴法師的思想寫照;對的事,就義無反顧毅然決然勇往直前。

例如當初上人決定出家,雖然家裡長輩不同意,他仍堅定護守,乃至離家出走、自行削髮,只為尋師訪道。

「對,就做了」的體現,包括創辦慈濟功德會,從事慈善志業乃至於蓋醫院、援建學校、國際賑災等;即便資金有限,不知錢在哪裡,單憑「信己無私,信人有愛」,認為對的事就不畏艱難傾力挺住,此無一不是「對,就做了」的決心。

可知慈濟慈善未必是先有錢再去做,卻也是先去做在找錢,例如2021年的疫苗捐助,亦復如是。此猶如窮和尚和富和尚的故事,最後遠途朝聖成行的,反而是窮和尚,可謂「有願就有力」。

「對,就做了」,當中的「對」除了是事實的判斷,也是倫理學概念;「對」雖容有開放討論的空間,但這裡的「對,就做了」,主要是大是大非的正誤判斷及行動。

「對,就做了」亦描繪出證嚴法師的人格特質,律己甚嚴,不媚俗、不輕易妥協,堅守道德高度與神聖理想,如《孟子》所說「雖千萬人吾往矣」。

人世間許多事與其畏怯、空想,不如以實際行動嘗試,不管是「對,就做了」或者「做,就對了」,都顯示實踐力行的重要,也彰顯慈濟慈善法門的修行特色,在切身實作中利濟了他人、也成就了自己,而走向菩薩道的修學。

從「靜思語」到「靜思法語」

從「靜思語」到「靜思法語」

「靜思語」在慈濟社群耳熟能詳,甚至在一般民眾廣為流傳,靜思語的通俗性、普及性,因淺顯易懂而深入人心。

然靜思語背後含藏著佛法的智慧,可以說證嚴法師簡易表述的背後,有其深刻的哲理智慧。

外人認為慈濟「修福不修慧」,認為法義內涵過於稀薄;然而通俗不代表世俗,淺白不意味著膚淺,如何掘發靜思語中的微言大義,值得慈濟社群關注。

換言之,證嚴法師把佛法教導的解脫智慧,用多數人可以理解的語言表述出來,作為佛弟子或三寶弟子的慈濟人、靜思弟子,如何再以佛法的語言還原回去,成了一大挑戰。

也因此對一般人來說雖是靜思語,但對於靜思弟子而言卻是靜思法語,裡頭透顯的是佛法智慧,當中義理內涵可謂「淺者見淺,深者見深」,如何在平淺處見其高妙,作適當的詮釋發揮,亦成了慈濟學研究的面向。

是以「靜思語」在慈濟人心目中,或以「靜思法語」稱之,當更為適切!

佛教道德原則的普遍性

佛教道德原則的普遍性

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倫理學上是著名的義務論(deontology)代表,認為道德上的正確在於道德原則的遵循,道德原則是身而為人理應服從的責任義務,不容任何討價還價,乃是為了道德本身的目的,自律或自發性選擇道德的行為。

在康德倫理學當中,道德原則作為「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s),其是普遍的、放諸四海而皆準,當中著名的「可普遍化原則」(universalizability principle),英譯如下:act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maxim through which you can at the same time will that it become a universal law(「僅按照格言行事,此格言你可以同時使其成為一普遍法則」)——若以白話來說,如果我們若選擇一行為或行動,其他人也應如此行事,而不應是特定少數人之所為。

這讓我想到佛教的「自通之法」,佛教戒律之精神乃依「自通之法」(the Dharma exposition applicable to oneself, Pali: attupanāyiko dhammapariyāyo)而設定的,如《雜阿含經》:「聖弟子作如是學,我作是念:『若有欲殺我者,我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殺彼?』作是覺已,受不殺生,不樂殺生……」此「推己及人」,以己心推他人之心的「自通之法」,構成佛教「五戒」的規範,此基本規範猶若道德原則之「定言令式」,「自通之法」大致合於康德所說「可普遍化原則」的精神。

在我看來,佛教道德規範的大原則,如「七佛通誡偈」所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從中顯示道德綱領的普遍性,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行善避惡」,這是人之為人基本的義務承擔,而不只限於某些人或特定身份。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作為人的道德鐵律,此不只是佛教,卻是一切正信宗教應有的教導,「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共法,奠定在「自通之法」的共法,既是共法就有其普遍性。

如此可知佛教的倫理學、倫理規範,不能說是佛教內部的倫理學,而是佛教試著說明道德為何,包括人為何需要道德、以及如何道德等。

佛教道德的價值引導,不限於種族、文化、地域、身份、人性等複雜問題,直就人的本身、回到身而為人的基本面上去思考問題,足見佛教道德原則的普遍性,這或也顯發「人間性」的佛法特色。

再談「善門入佛門」

「苦既拔矣,復為說法」

「善門入佛門」是證嚴法師的理想,同時也是慈濟宗門最大特色,背後有諸多深意,值得進一步抉發。

之前提到「善門」與「佛門」,可分別對應到「以情相牽」和「以法相會」。「善門」一念悲心起不忍眾生受苦難,乃人類天性惻隱之心的情感激發,可謂「動之以情」;除此之外,「佛門」更關心智慧的解脫,這時「說之以理」之「以理化情」更顯重要。

如此,「善門」之重視拔苦與「佛門」之強調說法,可說對應到《無量義經》所說之「苦既拔矣,復為說法」,也就是「善門入佛門」的背後,存在「慈悲拔苦」和「智慧說法」的雙重內涵。

事實上,此《無量義經》蘊涵的「善門入佛門」,既是證嚴法師開創慈濟宗門所特有,也是大乘佛法開展所共有。可以說,證嚴上人依著大乘佛法的要義,透過志工們的信仰實踐,把「悲智雙運」精神更具體鮮活的彰顯出來,提供大乘菩薩修行一明確的修學道路。

「善門」作為人天乘的善道共法,以此為基礎進階到「佛門」的超凡入聖、究竟解脫,亦彰顯「即人成佛」的意蘊。

「善門入佛門」的多重含意——悲智雙運、即人成佛、以情相牽以法相會、苦既拔矣復為說法、以悲啟智(大悲契智)、利他到覺悟等,再次呈現其多元豐富的理境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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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31日 星期三

「敬師如師在」

「敬師如師在」

證嚴上人近年開示提到「敬師如師在」,表示他老人家即便不在現場,亦期許慈濟人辦活動的時候,放一張椅子在那,猶似他親身臨在,長存恭敬之心,「敬師如師在」。

「敬師如師在」大概也是慈濟新創語彙,過往似乎少有人這樣使用。如果追溯起來,《論語》有類似的字句,所謂「祭神如神在」,意味著祭祀神明時,當展現虔誠態度,好像神明親臨現場一樣,不只是外在形式的祭祀、表面上行禮如儀,而更重於內心的懇切敬畏。

「神」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是「舉頭三尺有神明」,神明隨時都在、也無時不在,因此只要心中有神,神就存在,人神之間的關係就是這麼樣的緊密,可謂「當下即是」。

對於自己尊敬的師父亦復如是,時時把師父放在心中,視師如佛,師父就一直在。師徒之間的心意相通、心有靈犀,亦相契證嚴法師對弟子們「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佛心師志」)的殷切期許。

證嚴法師以「敬師如師在」勉勵弟子,事實上他本身也以此心境憶念師父印順導師;凡師父曾經印記的足跡、走過的回憶,他都細細珍存、用心守護。

如印順導師晚年在靜思精舍休養,雖然為期不長,上人猶然把師父待過的空間、住過的房室,特意保留保存下來,規劃為「印公導師紀念館」,陳列當時的擺設以及使用的物品,這即是對師父的孝心和敬意,也是所謂的「敬師如師在」。

證嚴上人「我思我師、印順導師」,慈濟人亦「靜思敬師、證嚴法師」;證嚴上人對其師父的敬愛之心,作為上人弟子的我們應如是效法學習,「敬師如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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