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2.9 Sun.
融貫 vs. 辨異
印順導師曾自承他與太虛大師之不同，在於「大師長於融貫，而我卻偏重辨異」，也因為融貫與辨異立場的不同，而對佛法有著相當不一樣的見解。如太虛兩度以「支離破碎」（或「離支破碎」）評論印順的對於大乘佛法定位與論述；相對的，他認為馬鳴、龍樹、無著等諸多論師皆「一貫大乘」，而不應尊此損彼。[1]
印順之抉擇純正法義，自是不同於太虛之融通一切、總貫全體；印順之追求佛法的純正性，如他所自言「存有揚清抑濁，淘沙取金的意趣」[2]，所提倡的「人間佛教」亦以人類為主而反神化、鬼化的走向，但太虛卻以「孤取人間為本」評之。太虛的融貫傾向、大開大闔，和其含容大度的菩薩性格有關，一方面顯示各個法門宗派的平等地位，一切都為度眾之方便[3]，另一方面說明佛教真理的普遍性、超越性，不囿限於各民族文化的界域而得以廣傳；[4]而這可說是關乎「佛性」之根本信念，以「佛性」為所有眾生之必然與普遍（「眾生皆有佛性」），進而推出義理的融貫圓通。
只不過太虛之強調融貫，一如中國佛學強調圓融，在印順看來亦有其弊，而未能辨明佛法之方便適應及權實運用，甚而為圓融所累。[5]印順表示，太虛所說之結論，大致依著中國傳統佛學的基本見解，義理思想雖有所創造發揮，卻不是客觀知識的學問論究，而他個人則本著客觀研究的立場，重視歷史之考證。[6]印順認為歷史考證雖不是完善且唯一的治學方法，但卻是以時空中佛教活動的實況所作的研究，依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不只對治「懶」、也對治「混」。[7]
可知，融貫亦是一種「混」，或者「變得模糊」[8]；於是，印順之「長於辨異」[9]，即展開對圓融佛法之批判，尤其因圓融而落於過度方便，及至於「方便出下流」[10]。相對的，在太虛眼裡「長於辨異」卻是「揉成支離破碎」，可知兩人之信仰傾向及義學特質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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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太虛說：「惟於佛世以來之教史，似因莊嚴「獨尊龍樹」之主見，將大乘時代揉成離支破碎，殊應矯正。」《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六編 書評25》，p49；以及「馬鳴、龍樹、無著之佛陀傾向同，一、隨和小而潛奠大本，二、破小有而明空契中，三、對有、空而唯識顯中。雖分三流，相成而不相破。龍樹、世親同釋華嚴十地，安慧釋龍樹中論，護法亦釋提婆百論，此原議所謂一貫大乘，亦即印度傳入中華之精粹；而冀不以「獨尊龍樹」，乃前沒馬鳴而後擯無著，揉成支離破碎也！」《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六編 書評25》，p59~60。
[2] 見＜遊心法海六十年＞，收於《華雨集第五冊》（Y 29p17）
[3] 如印順說：「大師以種種方便，說明這點──各各殊勝，各各平等。主要還是一切皆方便，一切無非為了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與三論、蕅益的融貫說相近）。以推陳出新的種種方便，融貫一切佛法，（二十六年講）〈新與融貫〉一文，正表示了這一意義。晚年定論之「教之三期三系，理之三級三宗，行之三依三趣」，是融貫一切，是一種新的判教，但與臺、賢等判教不同。」《無諍之辯》（Y 20p218~219）
[4] 如太虛在＜余之佛學新運動＞說：「吾從事於佛學二十餘年矣。以二十餘年的修學、體驗，得佛陀妙覺的心境，照徹了大小乘各派的佛學，及一切宗教、哲學、科學的學說。從人類的思想界，為普遍的深遠的觀察，了知佛學的全體大用，向來猶蔽於各民族的偏見陋習，未能實現為人類的普遍文化。」《太虛大師全書 第一編 佛法總學2》，p933~934。
[5] 印順說：「我覺得，大師過於融貫了，以致「真正佛學」的真意義，不能明確的呈現於學者之前。我又覺得，大師的佛學，是真正的中國佛學。」《無諍之辯》（Y 20p224）以及在＜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說：「大師心目中的「人生佛教」，總不免為圓融所累！」《華雨集第四冊》（Y 28p65）
[6] 印順說：「正因為我有客觀研究的傾向，所以不能同情於這樣的結論──虛大師所說，是思想而不是學問。」《無諍之辯》（Y 20p225）以及說：「我有客觀研究的傾向，所以對歷史考證，雖不是自己所長，也不完全同意日本學者的看法，但確乎對之懷有良好的感想。在這點上，我與虛大師不同，自然也不能為中國傳統佛學的長老所贊同。」《無諍之辯》（Y 20p227~228）
[7] 印順說：「歷史考證，不是絕對完善的方法，也不是唯一的治學方法。但在歷史考證中，以佛學來說，無論是經典、思想、制度、修行方法、佛教活動情況，都是出現於一定的時空中。有時間、有地點、有人物、有事實，這是不能以含混、融通的方法來處理的。這不但可以治「懶」，也可以治「混」；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充滿於真正從事歷史考證者的心中。」《無諍之辯》（Y 20p228~229）
[8] 印順說：「大師的學理革命，在適應環境中，不是條理嚴密，立破精嚴，以除舊更新。是融攝一切固有，平等尊重；而從這中間，透出自己所要極力提倡的，方便引導，以希望潛移默化的。但融舊的成分太多，掩蓋了創新──大師所說的「真正佛學」，反而變得模糊了。多數人不見他的佛學根源，以為適應潮流而已，世俗化而已。我覺得，大師過於融貫了，以致「真正佛學」的真意義，不能明確的呈現於學者之前。我又覺得，大師的佛學，是真正的中國佛學。」《無諍之辯》（Y 20p223~224）
[9] 如印順說：「我雖然也覺得：「離精嚴無貫攝，離貫攝無精嚴」，而其實長於辨異。」《華雨香雲》（Y23p303）
[10] 如印順在《印度之佛教》自序一開頭即表示：佛教之末流病莫急於「好大喜功」，因「好大喜功」而言「無往而不圓融」以及「無事而非方便」，如此之「圓融方便」，印順曾經深信不疑，以此為佛教獨得之秘，然幾番思索考察，才領悟到佛法純正平實的特質，對於中國佛教之圓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頓證之過度發展不以為然，認為佛法受其所困而「奄奄無生氣」，此外神秘、欲樂之氾濫之批判更不在話下。見《印度之佛教》（Y 33pa1-a2；pa7）在《印度之佛教》（Y 33p332）最終結尾亦表示對「方便出下流」的批判，不認為「圓融神秘」可以住持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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