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事推理 vs. 依理推事

2020. 2.2  Sun.

論事推理 vs. 依理推事

倘若「聲聞為本」意味著《阿含經》是佛法的基本或根本，則或多或少意味著大乘佛法是從阿含經教次第開演出來，而這正是太虛所不以為然的。太虛表示，佛陀之宣說聲聞教法導向解脫，乃因當時印度文明之特性，有其不得已適化眾生的考量，背後卻隱藏著究竟成佛的終極理想（「小行大隱」），如此大乘佛法是佛說，而不是小乘經論紬繹而出。[1]

關於大乘佛法之形成發展為何，乃是一繁複問題（如是否為太虛所言「非小乘經論紬繹而出」）。無疑的，太虛、印順兩人皆認為大乘是佛法（乃至是佛說），但所持的論據及解釋卻截然不同。印順雖以「阿含為本」，卻不認同「愈古愈真」之説，如印順法師所說：「深深的覺得，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真諦的。大乘佛法的應運而興……確有他獨到的長處。」[2]佛陀當時所說未必是內心真正所想，這意味著佛法真義在後期發展中重新抉發而更為發揚光大。[3]

可知，印順的「聲聞為本」、「阿含為本」乃至「緣起為本」，未必違背之「佛陀為本」的基本信念，而是在「佛陀為本」的基本信念下，強調史實事證之論據所在。相對的，太虛著重以信仰之理來推演佛教史之發展，其間正誤得失亦有多諸討論空間。

事實上，標舉佛性的同時亦在於標舉信心的重要，如《大般涅槃經》所言「佛性者名大信心」、「大信心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等云云，[4]佛性即是「信」，所謂的「信」即是深信佛性，深信眾生皆有佛性而皆得成佛。然這如古代西方哲學史之論證上帝，認為上帝的概念本身即包含著存在，猶如三角形的概念本身已包含三個角或一百八十度，如此深信上帝存在皆得救贖（「信上帝得永生」）。

「佛性者名大信心」以佛性就是「信」，以「信」為（深信）佛性，不免落入某種「乞求論點」（begging the question）[5]之失；而闡述佛性說之典籍，也不外是以「信」為目標來導向成佛，如《大乘起信論》之「起信」亦在於「本覺」思想的肯認，而這樣的「信」淺顯的是一般信心，更深入的「信」涉及了宗教實修上的親身體證，使能冥契於佛性之「大信心」，而這樣「依理推事」背後之「依信推事」、「依信推理」，可說是太虛說判攝法義的取徑路數。

如此涉及到信仰史觀及學術史觀的差異，或者宗教史觀與科學史觀的不同。學術的史觀代表理性，但不代表信仰的史觀就不理性，只是信仰史觀的合理性有著另一套思維模式（而未必是一般常理判斷），順其邏輯自可看出其理據所在，然這卻是非信仰者所易於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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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六編　書評》：「直冶印度文明當時特著一分成聲聞解脫，亦間冶隱通全人類以至一切有情積化所成諸乘一乘行果，故大乘經源出佛說，非非佛說，亦非小乘經論

紬釋而出。」(太虛大師全書 25p54)《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四編　支論》：「為適應此印度的群眾心理，即人天福報及道解脫之機感，乃不得已而示說人天乘福業不動業之報，及聲聞乘獨覺乘解脫之道。」(太虛大師全書 23p40)

[2]《佛法概論》(Y 8pa1~a2)；另可見 <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以釋尊時代的佛法為本，在以原始佛教為小乘的一般人，也許會覺得離奇的。然佛法的究竟理想是解脫，而解脫心與利他的心行，是並不相礙的。雖受時代的局限，不能充分表達佛的本懷，但決不能說只論解脫，而沒有慈悲利他的。」《華雨集第四冊》( Y 28p52~53

[3] 如印順說：「愈古愈真者，忽略了真義的在後期中的更為發揚光大。」《以佛法研究佛法》(Y 16p7)

[4] 《大般涅槃經》卷32〈師子吼菩薩品 11〉：「佛性者名大信心。何以故？以信心故，菩薩摩訶薩則能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一切眾生必定當得大信心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大信心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佛性者名一子地。」(CBETA, T12, no. 374, p. 556, c22-27)

[5] 「乞求論點」有時被解釋成「循環論證」（circular argument），如在論述「佛性」存在時，不免於「佛性者名大信心」、「大信心者即是佛性」等之間反覆循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