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5日 星期六

情理平衡

2017.7.7  Fri.
情理平衡
大學教育強調理智,理性是「對事不對人」,但我們一方面要「以理對事」,另一方面也要「以情待人」。對於客觀事實,包括行為、制度規章等,當嚴正嚴肅看待,不鄉愿、不和稀泥;但對於人與人之間,乃至有情動物、花草植物等,就必須帶點情義、情份。

如達賴喇嘛談「寬容」,是原諒犯錯的人,而不是接受他犯錯的行為,這即是人與行為分開思考之一例;但我們通常因為一個人犯了錯,或不合己意,就討厭這個人,乃至憎惡之。

人際之間的往來互動,多一點情感考量,這是菩薩心行的表現。但是菩薩談「慈悲」,又不能不顧及公平正義,以之為前提或基礎,否則善待一人的同時,卻又傷害另一個人,可謂是慈悲沒有智慧。如此,佛教的「悲智雙運」所重視的是情理平衡、情理圓融。

佛教之慈悲智慧,一如儒者之仁心義行,儒家「仁義」概念並列,也象徵情理間之協調。「仁」是不安不忍之心(「側隱之心」),代表一種情懷、情感,「義」是「羞惡之心」,對於善惡對錯的合宜抉擇,讓自己總是走在正道正途上。儒者以「仁」為「人心」、「義」為「人路」之「居仁由義」,都可說是情理平衡之一例。

人生的兩難或矛盾,經常是情理失衡,所謂「情來理無存」或「理來情無存」即是;同一件事用理性思考或用情感面對,手段、方法和結果往往大不相同。但如先前所說,如果對人多一點慈愛,多一些情感的包容與接納,才不會處處起爭執衝突,而善於與他人和解;而與他們和解、世界和解的同時,亦是與自我和解。

2017年7月6日 星期四

幫上人把孩子顧好

2017.7.6  Thurs.
幫上人把孩子顧好
記得半年多前,我們打算把小女送到慈濟大愛幼兒園上學時,接待的老師提到上人曾跟她們說:「要幫我把孩子顧好」。她說:上人沒有餘力照顧這些小孩,唯希望她們能代她照顧好這群小菩薩、菩提幼苗。

誠然,任何在慈濟志業體服務的同仁,都是為證嚴法師做事;也不只為證嚴法師做事,同時也是為佛教、佛陀做事,相到這點我內心的莊嚴神聖之感油然而生。

不只是大愛幼兒園的老師幫上人把孩子顧好,醫院的醫護同仁也要幫上人把病人治好,教育志業的同仁幫上人把學生教好。

而我任職於大學,屬於教育志業的一員,把學生教好是我的本份事,如此才不會愧對自己,愧對證嚴法師、愧對佛教,以及愧對廣大信施的虔誠善心。

一如<馬太福音>中說:「做在我最小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同樣的面對每一個同學,猶如面對證嚴法師一樣;凡事想到上人就不敢掉以輕心,更不會恣意妄為。

如此在慈濟志業體工作,具有一定的宗教暨修行意義,讓我知道這不只是一份工作,同時也是一項承擔和承諾。

略談華人之「低調」哲學

2017.7.5  Wed.
略談華人之「低調」哲學
華人是相當低調或者鼓勵低調的民族,如以「溫良恭儉讓」為美德;這和儒道佛思想有密切關係,而和美國人之力求表現畢露鋒芒,恰異其趣。

如《論語學而》開頭即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沒有人認識你卻一點也不生氣,這是有德君子的表現。相近的道理《論語學而》也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即不怕別人不知道自己,被人埋沒或忽視,而是怕自己不知道別人。

在《論語雍也》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表達出實質、事實與飾詞、辭藻間的相稱,這或可說是內容和形式,以及名實之間之相符一致,太過偏於一邊都是不好的。

然如果不能兩全其美,孔子當是選擇深層內涵之踏實可靠,而不是在表面上耀眼奪目。一如《論語憲問》孔子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可知說得多做得少,在孔子看來是頗為可恥的,相對的「多做少說」才為他所肯定,這都顯示儒者低調、不強出頭的個人修養。

這樣低調做人、行事,在古籍思想中處處皆是,把謙虛、謙遜視為是重要美德,如所謂「滿招損,謙受益」亦然;一些成語如「虛懷若谷」、「謙沖自牧」、「謙謙君子」、「厚積薄發」、「被褐懷玉」、「曖曖內含光」等,都標榜類似價值;如此不顯擺招搖,深藏不露,形成華人特有的文化傳統。

「應用佛學」

2017.7.4  Tues.
「應用佛學」
「佛學」作為一種「學」,一般認為理論性的探究居多,但這或多或少是「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僅成為少數「知識貴族」的專利,或者成為「象牙塔」裡的學問。倘若如此,這當不是佛法本意,佛法之探討應發揮利濟人群、普化蒼生的實質效益。

倘若「理論佛學」說得頭頭是道,卻一點也做不到,沒有實際可行的操作方法俾益於自己和別人,這樣的「空談」應該不是佛法的精神,而陷入陳義過高的困境。

如此,翻轉佛學研究就成為一種可能,去展望「應用佛學」的成形與開創。這「應用佛學」所重視的,未必在於經論原意的正確理解,而在於詮釋創意的展現,以達實際作用效果。

換言之,「應用佛學」著眼於教化的可行性,如儒家所謂「因材施教」,或者佛法所云「依機設教」,因應不同聞法眾生,而有靈活彈性的說法形式,重於方便善巧之辯證運用。

「應用佛學」顧名思義,以應用、實用或效用為導向,不那麼在乎真假問題,而關心的是有用或無用。如果假的陳述可以帶來真的實效,沒有任何負作用,那宗教家大可以放膽「說假話」;可知「應用佛學」是立基在某種實用主義(pragmatism)前提下所創設出來。

「應用佛學」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我想證嚴法師做了很好的示範。例如藍吉富老師曾表示:「我將佛學分為「基礎佛學」、「理論佛學」和「應用佛學」。證嚴法師的成就在「應用佛學」這方面,到處都看得她的「靜思語」,幾乎每一家素食餐廳都有,而且那些都是她自己講的,很不容易。」[1]除了「靜思語」外,證嚴法師亦善於「藉事會理」,方便權攝弟子或信眾的實例不勝枚舉,這部份留待以後的介紹。

這以實踐、實效導向所發展出的「應用佛學」,或和所謂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相關,以別於「純粹理性」(pure reason)、「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eason)等,著眼於宗教向度的同情理解,而不是學術立場的理智解讀,讓我們以另一隻眼來看佛學(另眼看佛學),或值得未來的佛學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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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邱敏捷〈藍吉富教授訪談錄〉,《「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台南:妙心出版社,2011 年),頁8。

修訂後刊於615期《慈濟月刊》「百川歸海」專欄

應用佛學
撰文‧林建德(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

展望「應用佛學」的成形與開創,
除了經論原意的深刻解讀,
更重於詮釋創意的發揮展現,
以達實際的弘法效用。

這些年我在慈濟大學任教,主要從事佛教思想的教學與研究,偶聽到慈濟不需要或不發展佛學的聲音,包括同在志業體任職的學者亦曾如是說。身為一個佛教學者,以佛學為專業,對此心理頗感無奈。
事實上,慈濟不是不需要佛學研究,而看是需要什麼樣的佛學研究。就像「慈濟學」暨慈濟宗門、靜思法脈探討,以及證嚴法師思想研究,應也是「廣義」佛學研究的一部分。
一如佛教學者藍吉富先生把佛學分為「基礎佛學」、「理論佛學」和「應用佛學」,認為證嚴法師的成就在「應用佛學」;藍吉富表示:「證嚴法師的成就在『應用佛學』這方面,到處都看得他的『靜思語』,幾乎每一家素食餐廳都有,而且那些都是他自己講的,很不容易。」除了「靜思語」外,證嚴法師亦善於「藉事會理」,方便權攝弟子的例子不勝枚舉,巧用現代新術語表達佛法的智慧與觀念。
可知「應用佛學」著眼於教化的可行性,如儒家所謂「因材施教」,或者佛法所云「依機設教」,因應不同眾生而有靈活彈性的說法形式。這以實踐、實效導向所發展出的「應用佛學」,或和所謂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相關,以別於「純粹理性」(pure reason)、「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eason)等,著眼於宗教向度的同情理解,而不是學術立場的理智解讀。
如此,翻轉佛學研究成為一種可能,去展望「應用佛學」的成形與開創;除了經論原意的深刻解讀,更重於詮釋創意的發揮展現,以達實際的弘法效用。所以相對於現今學術界強調「理論佛學」,傳統佛教界重於「基礎佛學」,慈濟人當可以把握「應用佛學」發展的新契機。

總之,慈濟五十多年實務經驗的累積,給了開拓「應用佛學」豐沛的資源和條件,成為「慈濟學」研究一個可能向度,一方面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既修福又修慧,另一方面也讓我們以另一隻眼來看佛學,令佛法體現利濟人群、普化蒼生的實效。

另一種特別祝福

2017.7.3  Mon.
另一種特別祝福
小女幼兒園上學至今已有六個月了,現在已不會抗拒,甚至高興上學去,回家還會把老師教得跟我們分享,甚至還用「老師說」來指示我們該做什麼,適應情況相當良好。只不過下學期開始,有些老師離職、同學轉學,只希望一切都能維持的不錯。

在孩子年幼階段首重品德和生活教育,此時規矩、紀律是重要的;如證嚴法師對「教育」詮解是「教之以禮,育之以德」,如此以禮待人、以德律己自是父母的期待,而我們選擇讓小女留在慈濟接受教育,自是不待遲疑的。除了一般道德教育,如心中有別人、樂於助人等,也讓她對佛教信仰產生好感,種下菩提種子。

我知道不少家庭移居花蓮,是為了使小孩受到「慈濟人文」的洗禮薰陶,可說現代版的「孟母三遷」。因此之故我們也會一直待在這裡,讓小女因著她父母的因緣,跟著素食、接觸佛教等,締結善根福德資糧,這也算是「以法為贈禮」,給小孩另一種特別祝福。

但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如我隱約感覺出小女的宿世善根,除了對佛教的親切感外,她似乎有著對肉食無感之天生傾向。

內人和我都是素食,幼兒園供餐也全都素食;但與親友聚餐時,即便桌上有魚有肉,小女亦沒有特別反應。這樣不為所動,當然有其它可能,例如她不餓,所以即便「美食」當前她仍視若無睹,只不過一切尚待觀察,至少在我們可以影響的範圍內試作引導,長大後就自由自主,絕不干涉。

就佛教來看,每一個小孩都是菩薩乘願再來,都是靈童轉世;也盼望小女慧根深厚,得以信受一切難信之法。
攝於同心圓宿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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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迴存在

2017.7.2  Sun.
輪迴存在
探討是否有輪迴,猶如討論上帝是否存在一樣?事實上,有或存在(being)概念本身在哲學上即富有爭議,到底什麼稱之為存在呢?必須符合什麼樣的條件稱之為存在?例如是否一定要看得見、摸得著(即人類感官可經驗範疇)的才是所謂的存在呢?

上帝是否存在從中世紀哲學以來即有諸多論辯,佛教基本上承認這些「超自然」存在的真實,各方神祇、各種精靈鬼魅亦都予以承認,認為一般人無法知覺並不代表沒有。

對於知識的取得,佛教分有現量、比量和聖言量(又稱至教量)三種,其中又以現量為優先,比量次之,聖言量又次之。[1]輪迴的認識亦然,可透過直接經驗的現量,如在特有宗教經驗中(如禪觀)中,知覺輪迴的事實,以「眼見為憑」取得第一手認識;再如聖言量相信經典記載的權威性以及他人所言不虛;[2]或者是藉由比量來推知其存在。

如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 1804)可說以「比量」來推定上帝存在。他認定上帝存在、靈魂不朽和意志自由是三種「懸設」(postulates),未必可依靠純粹理性或任何經驗來證明,只在道德實踐中推知其真實性。意即,康德認為我們必須用自由意志來引領我們過道德生活,即使道德並沒有讓人在此生中實現正義,善有善報,但因為靈魂不朽,我們將在未來得到來自上帝的回饋,上帝是正義的最終裁決者。

與此類似的推敲過程,如佛教根據十二因緣的機制,指出人被愚癡、瞋恨和貪婪蒙蔽心念(「思」)造作了惡業;由於這樣的業會在未來累生累世中一直跟隨,得所應得、報所應報,導致了無止盡的生死循環,稱之為輪迴(saṃsāra)。我們姑可以下表把康德和佛教倫理學作個簡要對照如下:
康德的倫理學
佛教的倫理學
自由意志
思 (cetanā)
上帝存在
業力(karma)
靈魂不朽
輪迴(saṃsāra)





前文提到輪迴不能「太談」,在於輪迴未必全是一種描述性知識,輪迴除了事實陳述,更重要的是價值的指引、導向。亦即什麼是輪迴?如何解脫輪迴?是兩種不同的問題,分屬「知道什麼」(know-what)與「知道如何」(know-how)的提問,佛陀主要關心的是後者。所以我們應當從實踐及道德(「業」)的層次去認識輪迴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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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可見K. N. Jayatilleke之名作Early Buddhist Theory of Knowledge, 以及達賴喇嘛為 Chris Impey, Humble before the Void一書所寫之序。
[2]一如我們都沒有上過月球,但我們仍知道月球沒有重力,依然相信科學家所言為真;除科學知識外,諸多歷史知識亦然,都是有賴於權威之信靠。

不『教』,何以別乎?

2017.7.1  Sat.
不『教』,何以別乎?
小時候我們家經濟狀況不算好,記得三十年前我讀小學時,穿的布鞋都是路邊攤上的便宜貨(大概五十元一雙),但那時我的同學已有人穿耐吉/Nike、愛迪達/Adidas、美津濃/Miznuno、Puma等名牌鞋,相形之下大為失色,讓我時感自卑。不過,勤儉的家風使我們三個孩子都不亂花錢,也養成了儲蓄的習慣。

又例如我母親是童養媳,從小燒菜作飯膩了,常常是「快煮」解飢,三個小孩常是「隨遇而吃」,卻也甘之如飴。相對的,我認識朋友家中是開餐館的,父母親廚藝很好,他們的舌根味覺便比一般人敏銳許多,因此若非一定的美味佳餚,他是無法下嚥的。

當父母容易,但當好父母卻異常困難。當父母只要具有生殖能力,做到生物學上的「雌雄合體」,就能繁衍下一代;然而要做好父母,當成功的父母,不免要多方學習、多所琢磨。

現代父母親多半扮演「孝子」、「孝女」角色,對小孩百依百順予取予求,如此小孩一切的獲取不太會珍惜感恩,反而視為理所當然,弱化了他們生命的靭性,甚至養成嬌縱習氣。相反的,「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在艱困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往往有簡樸的性格與美好的夢想。

新聞報導不少「富二代」小孩,皆是因嬌生慣養步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像性侵多名女子逞己獸慾的李宗瑞、開著高貴名車酒駕肇事的「葉少爺」、狂歡過度使女模吸毒致死的「土豪哥」等,這些年輕人會有今日下場,父母親要負一半以上的責任,「愛之適足以害之」,爸媽亦造就了今日的他。

甚至,殺父弒母的新聞屢見不鮮,如不久前看到「逆子」爭產引爆瓦斯,父母、孩子皆同歸於盡,去年還有人在除夕夜放火欲燒光全家,而造成六死的家庭慘案。如此恩將仇報固然是人神共憤,但「清官難斷家務事」,「逆子」的背後或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秘辛(如可能是父母親長期偏心的結果),而父母多少亦難辭其咎。

看到此等人倫悲劇,令人心深感慨,也警惕著自己「養子不教父之過」;可知當好父母不是只有「給」,還有「教」。孔子《論語》中給現代父母的啟示,或可以下示之:「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教』,何以別乎?」──教育比起生育和養育而言,重要性不言可喻也!

2017年7月2日 星期日

布施中看見慈悲

2017.6.30  Fri.
布施中看見慈悲
菩薩六度萬行中「布施」排列首位,「布施」在佛典分有「財施」、「無畏施」、「法施」三類,此或可分別對應到身、心、靈三個不同面向;亦即「財施」是物質性的給予,「無畏施」是心理的陪伴,給予安定力量使不再害怕恐懼,而「法施」則是給予靈性的指引,依佛法的正知正見導向解脫正途,離苦得樂。

菩薩要「悲智雙運」,行六度萬行或六度波羅蜜,其中六度對應到「慈悲」,唯屬「布施」最為關鍵,「布施」排在首位不是沒有道理的,直接或間接相契於「慈悲」。或可說,「慈悲」是一抽象的觀念、心態,而以「布施」為具體的行為實踐,從給予和付出中體現出菩薩的「慈悲」。

「布施」是一種給予,一切形式的給予都可說是「布施」,以展現對他人的慈愛,對眾生的溫情關懷,傳達出利他精神。這樣的給予不拘任何方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甚至沒有錢、沒有力,亦可獻上虔誠祝福之心,如此祝福也可當作一種「布施」形式。

可知,任何對他人的好,有利於他人的善行,都可視為是「布施」,乃至善念的本身也可為一種「布施」。再例如菩薩之退讓、讓步,也可當作是「布施」,把原先認為屬於你的,主動的讓利、贈與,不與之計較相爭。

總之,菩薩「慈悲」的修行以「布施」為要,從給予中縮小自我,擴大胸懷,菩薩之大丈夫格局亦由斯可見。

中醫不科學?!

2017.6.29  Thurs.
中醫不科學?!
在西方文明主導的現代世界,凡事講求科學,以科學的理論與方法馬首是瞻,來打量一切、權衡一切,包括東方傳統的知識觀念,以此認定東方所傳授的都不科學而多方貶抑,中醫即是一例。為求因應,有的迎合西醫客觀實證方法,標榜「科學中醫」,有的依著師承老路,透過師徒間之「心領神會」來傳承古老的醫術技法。

事實上,中醫不科學,在於中醫是一門哲學,屬於「廣義國學」的一類,背後充滿中國哲學的思想及內涵,如易學和道家中的道、太極、陰陽兩儀、五行、氣、八卦、天人合一等哲學概念。

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西方哲學史》緒論中提到哲學、神學與科學三種學科的區分。哲學乃是介乎神學與科學之間的學問,如神學一樣思索確切知識所不能肯定之事,又如同科學一樣訴諸人類理性而非訴之於權威。就羅素而言,一切確切的知識屬於科學,超乎確切知識之外的教示屬於神學,介乎神學與科學之間還有一片雙方攻擊的無人之域,這就是哲學。

在我看來,中醫是一門哲學,但不會違背科學與宗教,其既有物質面向的探索,也有性靈層次的關懷。換言之,中醫以身體為關注的起點,卻又不限於身體,還包括心理層次的修煉與靈性體驗等,甚至涉及長生不老乃至永生等課題。

「五四」以來,中醫科不科學的問題在學界多方論戰,未必有明確答案,但是不科學就一定不好嗎?相對的,哲學才是更高人生智慧的窮究,畢竟科學難以回答意義和價值等問題,而主要仍在物質層次的摸索。因此中醫之不科學,意味著中醫不只是科學,而可當作是一種「譽」(褒)而未必是「毀」(貶),不把中醫給「做小」了。相對的,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困境與局限,才是更值得吾人省思乃至批駁的。[1]



[1] 科學主義已受到各方反思及挑戰,例如Richard N. Williams and Daniel N. Robinson (eds.), Scientism: the New Orthodoxy, London: Bloomsbury, 2016.

年金改革重省「公教分流」之可能

2017.6.28  Wed.
年金改革重省「公教分流」之可能
公務人員年金改革法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教育人員改革在即,日前有多位頂大校長、教授齊聲爭取高教退休福利,盼能為台灣網羅及挽留優秀學者形成誘因,以免高教人才大舉流失。

誠然,珍惜優秀研究人才,讓他們根留台灣,如此台灣才有更大發展潛勢。但現行公教退休待遇是「齊頭式平等」,不管高教人員研究表現優異與否,退休待遇卻都是一樣的。然而,優渥的高教退休福利,如超高所得替代率,應僅限於特殊人才而已,而不是一視同仁全體適用。

甚至,教育部暨高教單位當考慮「公教分流」的可能,讓公立機構的研究人員未必比照公務員,高教系統獨立於公務員體系之外;這樣的好處在於:
一、倘若薪資發放有更大彈性,可促使我國研究更具競爭力,帶動高教進步,有利於台灣的大學在世界上的排名。
二、研究上論功計酬較符合公平原則,而不是所有學者吃「大鍋飯」薪水齊一,而衡之以不同教研能力及學術貢獻度。
三、一般公務員奉公守法,依法行政,但學者從事研究工作需要的是創新與創意(如胡適所說「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因此要求學者在心態上如公務員般中規中矩,似難以有大膽或重大創發。
四、研教人員不再受限於公務員相關規定,研究經費的取得及運用上,將有更多彈性或調整空間,避免因制度問題而有囹圄之繫(如前陣子學界「假發票」事件)。

總之,為鼓勵海外學者回到台灣長期發展,以及續留重量級學者在台研究,拉抬我學術上的國際聲望,我們應另行設立制度,以免優秀人才頻頻流失。

刊於  聯合報民意論壇                  英文台北時報(Taipei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