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考據為中心目的之人文研究」

2021. 5.4  Tues.

「不以考據為中心目的之人文研究」

　　東方哲學研究若只是純粹整理、分析古代舊資料的思想表述，似乎難以顯發哲學進路的研究（而較像是古典文獻學研究），或許也應與時俱進，注意到當代思潮之新理論、新方法。或者說，「哲學史」與「哲學」研究之間，過往所重是「哲學史」研究而未必是「哲學」研究；雖然「哲學」不離「哲學史」，但畢竟仍有不同。[1]由於時代、環境都在變，科技也日新月異，人類所面臨的挑戰也五花八門，所以如何跳出文本上的「考古」工作，或者不停留於此，有時更顯重要。

　　林毓生四十多年前的訪談稿〈不以考據為中心目的之人文研究〉（收在《思想與人物》一書）；顧名思義，林毓生認為人文研究不應以考據為中心目的，他認為人文學科主要是研究人的學問，以及人與社會關係的學問，去瞭解：一、人是什麼？二、人為何而活？三、人與社會關係為何？林毓生認為人文研究的中心目的是尋找人的意義（in search of the meaning of life），凡離開此中心目的越遠、就越邊緣性，越不是人文研究的主題。[2]而這不以考據為中心目的之人文研究，其中的人文研究包括佛學、中國哲學等研究領域，因此更具體的說，不以考據為中心目的之佛學研究（及中國哲學研究），應該是可以特別留意的。[3]

　　中國暨東方文化和哲學日後之貢獻，如余英時所說有兩個面向要注意：一是介紹和吸收西方的新東西，一是整理和融滙中國（東方）的舊東西，如朱熹所謂「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沈」；[4]這可說對應到義理探究和文獻考證兩個向度。一般而言，語言文獻之研究方法趨於嚴密、細膩，雖然有時顯得拘謹保守；相對的，哲學詮釋則重於發明和創新，以開放、多元、對比等為著力所在。以文獻學方法來看哲學性研究，則不免流於粗疏、天馬行空，而以哲學方法來看文獻學研究，則顯瑣碎或枯燥乏味。然而不同進路的研究方法都是必要的，都應予以對等尊重，實不需以不同的研究路數相互挑剔乃至貶抑。

事實上，任何傳統思想研究工作，不管是西方、印度和中國等哲學研究，都必須兼顧文獻解讀及義理推演兩個面向，佛學研究亦復如此。如吳汝鈞在《佛學研究方法論》提出了「哲學」與「文獻學」雙軌並進的研究法，表達對於佛典研究的理想與期盼，既能博之、也能約之。然而，很少人能同時（充份）具備這兩項專長，畢竟具足其一已是煞費苦心，也因此「主、輔」的研究進路應是值得考慮的，視語言文獻、歷史考證為深化哲學論述的輔助，而以義理詮釋和思辨為主體或主要著眼點。[5]　　　　

*摘自拙作《心識與解脫：對比視域下的佛教心意識理論》「導論」，2020年11月台大出版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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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雖然哲學研究某方面而言可說是哲學史的研究，但如此哲學史的研究成果，若能回應時代性議題之探討，則應更具有研究價值；否則今日研究佛教哲學，如同探討柏拉圖、奧古斯丁等哲學史人物之哲學，亦可歸為古典哲學文獻研究，有著較濃厚的「考古」意涵。

[2] 林毓生，《思想與人物》，頁264。

[3] 哲學研究更是如此，如何建興認為現今哲學研究可略分三層次，一是原創性探討宇宙人生的根本真理；二是從重構、比較和融會的方式，來顯示傳統思想的現代似真性，甚而消解當今的哲學難題；三是哲學史的研究，關切書本上義理的討論。他認為第一種研究相當艱難，乃哲學天才的任務，第三種研究雖有價值，但有失哲學真諦；當今中國哲學學界應多開發第二種研究。見何建興，〈在哲學探究的道路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第16卷第3期（2015），頁100。

[4] 余英時，《學思答問──余英時訪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146。

[5] 這裡無意看輕考據學，相對的其重要性不言可喻：首先必須透過嚴密的考證工夫，才足以抉發義理深度；其次考據工作實事求是，精細嚴密的埋首窮經，也著實令人敬重。但現代性的哲學研究不應以考據為主，而只能以之為輔，藉由考證考據俾益於思想的深化，如此之主、輔關係應是較理想的哲學研究，筆者在拙作《道與空性：老子與龍樹的哲學對話》（臺北：法鼓文化，2013）即作此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