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7.12 Thurs.
史學方法研究宗教之可能限制（二之一）
現代學術重視還原歷史事實的研究方法，以及重於史實為依據的評判，未必得到傳統信仰者所認可，而這樣學術與信仰間觀點的紛歧，不只存在於佛教研究中，其它宗教亦然。例如Bart D. Ehrman之Misquoting Jesus: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HarperOne, 2005）一書指出現今《聖經》的樣貌，其實是經過無數更動的結果，不管是「無心之過」還是「別有意圖」，都是歷經數百年傳抄、修改中成書，不只沒有最原始的文本，而且從歷史考證來看都有不少錯誤。但對於這樣的學術性考證的論點，主流的信仰社群必礙難同意，因此亦又有以信仰為基調的學者為文反駁。[1]
如此，至少存在兩種立場，一是學術立場，二是信仰立場；前者接受演化論等科學傾向之前提預設，後者則以傳統經典的解釋為主；前者重於事實，後者重於信仰意義。我們姑可以下表對照兩者間的觀點：
若就理析理、並依證據談事實，傳統信仰的解釋幾無招架之力。不過，可留意的是，證據（evidence）不完全等同於事實（fact），證據如此不代表事實一定如此，從證據去發掘事實的過程中，其間經歷了解讀（interpretation）的步驟，除非相關證據完備充足、牢不可破，否則只能以有限的證據進行解讀，而作出歷史的描述與判斷；可以說事實的理解取決於證據的強與弱，用強力的證據（「鐵證如山」）愈能讓我們貼近於事實真相，當中的證據除了史料記載（教證、文證）、遺跡遺址（事證）外，還包括論證說理（理證）等。
然而，佛教如同其它宗教一樣，關注的是超越的彼世，存在著「超現實」、「超時空」（或「異次元」）的維度，而史學研究的對象只能限定於現實的此世，卻不能橫出經驗界以外。尤其現今的歷史研究進路，猶如其它學術研究一樣，科學方法一直是其中要角，「科學的史學」受到多方重視，[2]如胡適所言「以科學精神整理國故」，這固然使研究上更趨於理性、客觀，然而能否以科學方法來研究宗教，或存有疑慮空間。[3]史學方法應用在佛學研究上固然有所見，但同時亦有所不見。歷史學研究方法背後，似已牽涉到宗教與科學之間的張力問題，而這又是一個更複雜的問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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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Timothy P. Jones的Misquoting Truth: A Guide to the Fallacies of Bart Ehrman's
"Misquoting Jesus"（IVP Books, 2007）即是一例
[2] 關於「科學的史學」的介紹說明，以及相關回應反思，可見余英時〈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收在《漢學研究通訊》第三十四卷第一期，2015，頁1-4。
[3] 對於主流學界重於史學方法的佛教研究進路，值得深度探討之，其中涉及到佛教歷史觀暨時間觀、歷史哲學等問題，而這將牽涉到更繁複的層面。
[4] 佛學研究進路的方法論問題早在西方世界多所討論，中文概述可見林鎮國〈多音與介入：北美的佛教論述〉及〈中觀學的洋格義〉（談「方法論的爭辯與多元化」），收於《空性與現代性》，頁159-180及頁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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