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判教之可能意義 （二之二）

2018. 7.19  Thurs. 

傳統判教之可能意義　（二之二）

　　如同諸多經論所記載的，佛陀成道後有數日不欲說法之說，[1]最後在梵王再三勸請之下，佛陀因悲心殷切宣說深妙法要，依眾生根器不同而「依機設教」，只為樂於信受聽聞的人說，而不去擾動不得其利益的人（「為信受樂聽者說，不為觸擾無益者說」）。[2]如此，佛陀之不欲說法，顯示他有難言之隱，真正想說的另有其它，如此不以阿含為第一時序亦也是可以接受的，畢竟阿含經教的法義是在可理解範圍之內，未必足以充分彰顯菩薩歷劫修行而至成佛之偉大。如此，佛陀為適應當機眾生而宣說阿含教法，心中實另有所屬，而以菩薩行為主要關懷，顯見佛陀所說（what the Buddha said）未必是佛陀所想的（what the Buddha thought）。因此對於佛教法義的認識，乃不能忽略聞法眾生的需求，而以此作為判教考量，成為一值得權衡的重點。[3]

　　自古以來判教可說有多種方式，所判之差異涉及到各種因素。[4]如依教法內容（如「化法四教」之藏通別圓重於說法內容），或者依教化方式（如「化儀四教」之「頓漸秘密不定」重於說法形式），以及依聞法對象（如《解深密經》三時教說乃為不同眾生所施設），乃至依個人主觀體驗（如禪門之「師心不師古」），一直到現今之強調史實根據的實證性研究。

　　倘若是依聞法對象來權衡諸多教法，判教的客觀性未必是存在的，而不免要「恆順眾生」──「隨順一切眾生諸所樂欲而為現身」，[5]可知不只是「一音說法，隨類得解」，而且也是「何身得度，何身現身」。可知判教的不同觀點，若以聞法根機為主要考量，彼此之間未必是互斥的，如《解深密經》為聲聞乘、菩薩乘和一切乘（聞法對象），以四諦相、隱密相、顯了相（教化方式）而宣說不同教法（教法內容），即是一例。

　　事實上，智者的「五時教判」要放在「教相五味」脈絡下理解，或者不離「五味」來談「五時」，才能掌握智者教相判釋的精義。如張風雷所說，智顗雖約時間把全體佛教判為「五時」，但在其著述中最常用的卻是「五味」。「五味」雖也有「五時」次第之內涵，但還意指義理深淺的層次差異。而所謂「五時」不全是按「時間」先後次第來劃分，而只是大體說而不是絕對說，因此不能機械地理解。或因如此，智顗多用的是「五味」而不是「五時」；而不管是「教相五味」或「五時教判」，都不能片面地單從時間的先後次第上作機械地理解、偏狹及表面的理解，而要結合半滿、權實乃至「無量法」作全面、辯證的理解。[6]相似的，潘桂明亦表示：「智顗所說五時，是以五味為前提，受五味說的制約，並未離開根機說。」[7]「五時教判」是依《涅槃經》之「五味」譬喻而提出的，意指佛陀成道後，考量眾生的不同根機而隨緣說法，從華嚴、阿含、大乘經教而再到般若、法華和涅槃諸經。倘若如此，一般認為「五時」的「時」是指佛陀說法的時序或先後順序[8]，應該有重省之必要；「時」未必是指「時間順序」（「時序」），不能以線性時間觀的角度來理解，而卻是指「時節因緣」，即面對不同眾生有著不同說法的「時節因緣」。

　　總之，古德判教背後帶有信仰上的意涵，如以「勸信」為主要導向；如此古代的判教本身，已不是純然的歷史問題，更是一宗教信仰問題；把佛教判教思想作為一歷史問題，而只求其客觀性認識，似乎忽略了其背後所象徵的宗教意義。而倘若因為歷史事實的掘發，犧牲了其中的宗教性內涵，或會有得不償失之憾；[9]因為這當中涉及到佛教的宗教觀以及對教育的立場（教化上的應用）。如此，與其說「五時」判教是歷史的判教，倒不如說是宗教（信仰）的判教，其中一重要目的是為了開演自身所重的經論來引渡眾生，而不在於純粹知識理論的開創建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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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以《阿含經》為例，《增一阿含經》說：「爾時世尊得道未久，便生是念：我今甚深之法難曉難了，難可覺知，不可思惟……設吾與人說妙法者，人不信受，亦不奉行者，唐有其勞，則有所損。我今宜可默然，何須說法？」(T02, p. 593, a24-b1) 《長阿含經》亦言：「佛告梵王：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但我於閑靜處默自思念，所得正法甚深微妙，若為彼說，彼必不解，更生觸擾，故我默然不欲說法。我從無數阿僧祇劫，勤苦不懈，修無上行，今始獲此難得之法；若為婬、怒、癡眾生說者，必不承用，徒自勞疲。此法微妙，與世相反，眾生染欲，愚冥所覆，不能信解。梵王！我觀如此，是以默然不欲說法。」(T01, p. 8, c1-9) 在《中論》〈觀四諦品第二十四〉第十二頌亦雲：「世尊知是法，甚深微妙相，非鈍根所及，是故不欲說。」說明佛陀所悟之法甚深微妙，非鈍根眾生所能解明，所以佛陀一開始並不想要說法。

[2] 在上述的經文中，《長阿含經》接著說：「時梵天王復重勸請，慇懃懇惻，至於再三。世尊！若不說法，今此世間便為壞敗，甚可哀湣，唯願世尊以時敷演，勿使眾生墜落餘趣。爾時世尊三聞梵王慇懃勸請，即以佛眼觀視世界。眾生垢有厚薄，根有利鈍，教有難易，易受教者畏後世罪，能滅惡法，出生善道。……爾時世尊告梵王曰：吾湣汝等，今當開演甘露法門。是法深妙，難可解知。今為信受樂聽者說，不為觸擾無益者說。」(T01, p. 8, c9-22)

[3] 如印順法師說：「佛法在流傳中，一直不斷的集成聖典，一切都是適應眾生的佛法。」《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Y 35p879)

[4] 判教有多重原因，亦有多重可能、多種形式，如太虛云：「古代判教諸大師，其受稟不同，其識見不同，其悟理不同，其所際之時代、所化之人根、種種不同，故其判之也，亦各有所出入而莫或盡同者。」《太虛大師全書第七編「法界圓覺學」》5p2767

[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5〈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 T10, no. 293, p. 731, b18-19) 另外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38〈十地品 26〉亦雲：「菩薩如是於一切不可說佛國土中，隨諸眾生信樂差別，如是如是而為現身。」(CBETA, T10, no. 279, p. 200, a17-19)

[6] 見張風雷《智顗佛教哲學述評》，收在《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第5冊，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頁114-119。

[7] 見潘桂明《中國佛教思想史稿》第2卷（隋唐五代卷(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111。（同樣語句亦可見潘桂明、吳忠偉《中國天臺宗通史(上)》，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176。

[8] 以佛陀說法的時序或先後順序來說明「五時」概念，如吳汝鈞說：「五時是依佛說法的時間次序，分為五個階段，每個階段所說的深淺都不同，因而有五種說法。」見氏著《《法華玄義》的哲學與綱領­》，臺北：文津，2002，頁156。李四龍以「佛陀說法的時間先後順序」來說明「時」，見氏著《天臺智者研究：兼論宗派佛教的興起》北京：北京大學，2003，頁204。包括潘桂明介紹天台「五時」時也說：「全部佛典可以按照佛說的時間先後次第，分為五個時期。」見潘桂明《中國佛教思想史稿》第2卷（隋唐五代卷(上)），頁110。

[9] 也因此，印順在談論佛學研究時強調了三點：一、要重視其宗教性；二、重於求真實；三、以古為鑑。可知他試著平衡歷史研究和宗教信仰間的可能張力。見〈遊心法海六十年〉，收於《華雨集第五冊》(Y 29p49)

[10] 郭朝順亦指出五時教說應重於其中的教育性或教化性功能，顯示佛陀實行佛法教化過程之權實辯證，乃是一教化權實的辯證次第。郭朝順《天臺智顗的詮釋理論》，臺北：里仁，2004，頁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