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之以權實而非正誤

2018. 7.24  Tues.

斷之以權實而非正誤

　　天台五時教判為「歷史之錯誤」，這以正誤、對錯或真偽等語彙來評價佛教之判釋，似有失其公允。如前所述，「五時教判」與其說是一種歷史實情的描繪，更像是一種法義抉擇的判攝（因應度眾之便）；五時教判除了從歷史研究來進行認識，或更應從哲學、宗教（或者宗教哲學）等視角來理解，畢竟五時判教背後未必僅是描述性的知識，而隱含濃厚的價值判斷和定位。如此，不以歷史角度來理解五時判教，就不會有「歷史之錯誤」的斷言；事實上，智者的本意也未必在於闡明歷史真假，而主要是在於判攝法義偏圓。[1]一如印順認為佛教聖典不應該有真偽問題，而只是了義不了義、方便與真實的問題；[2]相似的，如果我們肯定天台傳統仍是中國佛教的一支，天台宗判教仍屬佛教義理判攝的一種形式，則相對於真偽、正誤的判定，權實之說理應更為適切（而權實亦也是天台佛學所重的一組觀念）。

　　這裡我們似可以區分出三種研究之不同取徑，分別是歷史研究、哲學（或思想）研究以及哲學史研究。歷史研究所關心的是某一時某一地有那些人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等，屬於一種描述性的知識，應當求其客觀真實，而且也應有客觀真實可言，例如佛陀成道最初的說法為《華嚴經》，此就歷史研究而言當有真假可言。至於哲學研究比較是關心某一時某一地的那些人說得好不好、做得對不對等，此等涉及好不好、對不對的探討，不再只是客觀的描繪，而涉及一定程度主觀好惡的評價，未必能以真假來斷言之，例如《華嚴經》揭示了最圓滿、最究竟的教法，此宣稱未必能以真假斷之。第三是哲學史或思想史研究，哲學史顧名思義是關乎哲學思想演變的歷史，既是歷史就有其客觀性可言，但這哲學史發展的本身卻無關乎真假對錯，其只不過是事理演進之必然，未必能說這樣的發展為真為假（或以對錯言之），例如晚唐圭峰宗密開創「教禪一致」之華嚴禪學風，即是思想史推進的結果（此亦為「世諦流布」的一種現象）。[3]

　　就此觀之，哲學史或思想史是不斷開演的過程，歷史有真偽、哲學有正誤，然而哲學史卻未必有真偽正誤之分。思想史無錯誤可言，只是說明佛法延續、傳佈過程中「隨類得解」的現象，而天台之以權、實兩教分判一切佛法，亦是因應不同眾生所行的不同教化，其中五時教判亦然。[4]如此，開演不同佛法，乃是為了度一切人，猶如不同藥為治不同病，如此而「法法平等」，不能輕言真偽正誤，猶如不能全然以先秦儒批判宋明儒學的真偽正誤。簡言之，回歸歷史以論究事實真相是必須的，但思想創新及教化善巧等因素不能不一併列入考慮。

相關文章　　「歷史之錯誤」?!　　傳統判教之可能意義　　　史學方法研究宗教之可能限制

---

[1] 如此，任何以「歷史之錯誤」來評價中國古德的判教，可能都犯了「範疇錯置之謬誤」（the fallacy of category mistake），畢竟他們所關心的不是歷史問題，而是宗教（哲學）層次/範疇上的問題。

[2]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佛教聖典，從原始結集以來，一直就是這樣的。所以佛教聖典，不應該有真偽問題，而只是了義不了義，方便與真實的問題。說得更分明些，那就是隨（世間）好樂，隨時宜，隨對治，隨勝義的問題。所以最後說：「佛法在流傳中，一直不斷的集成聖典，一切都是適應眾生的佛法」。」( Y 35pa3~a4)

[3] 李四龍也區分佛教哲學研究和佛教歷史研究取徑的差異，認為日本「批判佛教」之佛教批判未必體認到這點，而拿印度的標尺講「純粹」、辨「真偽」來苛責於古人。然而，李四龍認為「真偽」的分別只限於佛教哲學領域，而不能延伸到佛教史的考察，李四龍說：「批判佛教，就其要害而言，是以印度佛教衡量中國佛教，對中國佛教史的內在理路卻不甚重視。這是佛教哲學的研究方法，並不是佛教史的眼光。佛教哲學，首先假設了存在某一種純粹的佛教，爾後去窮究純粹的佛學思想及其歷史的展開。但是，佛教史，並不要求這樣的假設，它首先是要和特定的民族文化史聯繫起來，展現多元的佛教形態。所以，「真偽」的分別，只能局限在佛教哲學領域，並不能延伸到佛教史的考察。」見氏著《天臺智者研究：兼論宗派佛教的興起》北京：北京大學，2003，頁288。上述說法似與本文所述不太一致，不過如果所引的佛教史為佛教思想史，則是筆者所同意的。

[4] 此如《法華玄義釋籤》卷1雲：「雖復施權本為於實。種種道者即兩教，因人別教教道；五時八教故雲種種。」(CBETA, T33, no. 1717, p. 816, c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