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覺與覺知

2018.1.9　Tues.

知覺與覺知

心意識在東西方文化中都是重要觀念，相對於西方學界重於「知覺」（perception），以感知（feeling/sensation）、認知（cognition）、經驗（experience）等研究為主；東方在「知覺」的基礎下亦強調「覺知」（awareness或enlightenment），如王陽明認為「心」是「身之主」，以「虛靈明覺」、「本然之良知」來說明「心」即是其例。此外，佛之所以為佛即在於「覺」，「覺悟」成為佛教核心，禪宗因而以「迷悟」為「凡聖」之別，所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明心見性」等無不是重於「覺」。

「心之覺」在儒、佛之間有異有同，牟宗三在《中國哲學的特質》以「­恐怖意識」、「苦業意識」、「憂患意識」對比耶、佛、儒之不同，表示：「中國哲學之重道德性是根源於憂患意識。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特別強烈，由此種憂患意識可以產生道德意識。」^[1]雖然「苦業意識」、「憂患意識」明顯有別，但亦有相通處，其重點都在於「覺」，關鍵也皆在於「心」。

《孟子》一書可見「憂患意識」之闡發，如說：「君子有終身之憂」、「憂民之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等，其所謂「憂患」不是滿腹憂愁或杞人憂天，而是象徵一種警覺和戒慎恐懼，《論語》所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學如不及猶失之」、「臨事而懼」，以及《詩經·小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及至范仲淹之「先天下之憂而憂」等皆然，當中皆強調「自覺」等意義。^[2]

儒家「憂患意識」在於保持自知警覺，佛教「苦業意識」又何嘗不是？透過知苦、識苦進至於斷苦、滅苦，如佛教「四聖諦」所說生死流轉到涅槃還滅的過程。甚至耶教「恐怖意識」也可視為是一種對人生的醒悟、覺醒，了知苦難實存與生命困限，而冀望救贖之可能。這關鍵之一在於「意識」詞彙本身不只有「知覺」意義，更有「覺知」內涵，特別在中文語境更是如此；此等皆顯示「覺知」在儒佛哲學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同樣都關乎到道德暨價值實踐面向的問題。

也寄望未來主流學界的心意識之研究能從「知覺」轉向於「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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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學生書局，1994，頁17。

[2] 儒家「憂患意識」特質相關討論，可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台北：臺灣商務，1994）第二章、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第二、三講以及高明等著《憂患意識的體認》台北：文津，1987。徐復觀認為「憂患意識」關乎「自覺」，如他說：「所以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地自覺的表現。」而這樣的「憂患意識」亦表現在「敬」的觀念上，從中顯示出「自覺」的心理狀態。詳見氏著《中國人性論史》，頁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