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與效益──略談「善經濟」

2018.1.3  Wed.

正義與效益──略談「善經濟」

義務論（deontology）和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屬目的論（teleology）形式）是兩種不同道德判斷的思路。義務論對效益主義的遲疑之一是正義問題；意即就效益主義而言，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好處，少數人權益的犧牲是可以接受的，如以一人生命換取五條人命在道德上成立的，但此舉無非傷害那一個人應有權益，違反了公平正義。

義務論和效益主義諸多論爭不是這裡要談的重點，事實上兩者仍有諸多交集，效益主義未必不重視公平正義，反而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力保公平正義的實現。[1]

此處想試問一具規模慈善組織的高階主管是否可支領高薪的問題？一來慈善組織的運作不少由外界善款捐助而成，二來慈善組織的經營運作亦需高度的專業知識和能力，而聘請專業管理人才統理或協助組織運行，使其運作上更有效益、效率，是否該支付高薪呢？

這當中似乎存在兩難（dilemma），道德暨人生問題棘手亦在於此。當然如果此高階人才願意「縮小自己」，自願「委身」領取不合於他專業上應付薪資，或者僅收取微薄或象徵性俸給，甚至全然發心以「志工」身份分文不取（甚還自掏腰包），對此慈善組織自是最好不過的。但兩全不能其美時，究竟專業效益經營為上，還是在善款上持保守立場（而不以高薪聘任）？

東方社會似乎以後者符合社會大眾觀感，善款為高薪易使人心生疑竇，認為從事慈善工作本不應個人利益考量；但在歐美社會前者似乎更廣為接受，只要有人能把捐助的善款，作最佳化或最大化使用，得以「以利滾利」，獲取更多資源做更多善事，高薪聘用又何妨呢？何況一個人的高專業能力加上勞心勞力付出，得其所應得（的薪俸）亦是合情合理，也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可知，在歐美社會從事慈善工作，未必訴諸內在心性修養，極力的勸善、勸愛，反而較為理性務實，講求客觀效益與制度上的公義，這和東方傳統「反求於心」的道德理想、道德期盼有所不同。

一方面追求「善」，一方面又重視「利」的「（慈）善經濟」如何可能、可行？「善經濟」在道德判斷上，當傾向於義務論或者效益主義的思考模式？企業化、效益或利益導向經營對一慈善組織利弊為何？以及東、西方慈善運作模式的異同，這些都是值得深入對比研究的。以上是課堂中與同學討論慈濟慈善運作特點，所引發的初步倫理學反思，待日後深入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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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論與義務論的異同，特別是兩者間思路之一致，從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與康德（Kant）倫理學實可以看出，而未必有截然的對立；可參

Stephen Engstrom, Jennifer Whiting (edited), Aristotle, Kant, and the Stoics: Rethinking Happiness and Du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