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哲學研究的主體性

2018.1.20　Sat.

東方哲學研究的主體性

過去兩百年間西方現代化進程遙遙領先，特別是科技的發達帶給人類文明翻天覆地的轉變，依著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有著知識霸權之傾向，以西方的學科知識來界定和解讀東方，例如哲學即是。

若說中國或東方沒有哲學，猶如中國或東方沒有文學、沒有藝術、音樂等，這自是存在一定偏見，畢竟不是只有洋人所界定的文藝、音樂等才足以稱作文藝、音樂。

東方哲學亦提供認識世界不同理論模型（「定位宇宙」），並指引人該如何過活（「安排人生」），尤其在心靈、身體、道德、文藝、美善、價值等探討上應有一席之地，所欠缺的是以現代的論述方式從古籍中抉發新義；然而，學術性的論述與研究仍要注意東方文化本身的特殊性（如重視直觀、體驗等）。

這讓我想起以前學生時代，一位老師在課堂上多方提醒用中國心讀中國哲學，只是現在許多中國暨東方哲學研究者，都是以西方心研讀中國或東方哲學，此固然有其優點，但其可能的限制卻不可不慎。

以佛教倫理學為例，洋人用其已知的倫理學背景知識來解讀之，不管是以亞里斯多德目的論暨德性倫理學，或者康德義務論、結果主義作解，都有一定限制；固然佛教倫理學有這些面向，但都是理解的方便。此或可以「洋格義」稱之，而既是「格義」就可能有「失真」之嫌，作為東方人研究東方哲學亦不可不慎，而不能一味順著洋人鋪排的路徑去走。

洋人研究有其強大優勢，如重視經典語文研究，但如印順法師所言「通語文的未必就能通佛法」《華雨集第五冊》(Y 29p56)也如在禪史研究資料的引用上，他曾表示「中國人說中國事，我不覺得要參考外人的」[1]，顯示作自身文化、思想之研究，自己要帶有一定信心，然而這樣的信心必須建立在堅厚的實力基礎上，不是自我感覺良好的陶醉式之研究。

總之，依著洋人的知識背景及研究方法來探討東方哲學，有所見亦有所不見，東方人順此方法學來研究自身傳統亦然；且不用談到「師夷之長技夷」，若能截長補短、取利去弊，東方哲學或許可以走出更寬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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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光集》(Y 43p245) 《永光集》中又說：「我覺得，中國佛教太衰落了，相形見拙，中國佛教學者多少有些崇外心態，似乎非引用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從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出發不可。我從不反對參考、吸收外國人的研究成果，但自己不通外文，只能以漢文藏經為主要依據。不能廣泛的引用外人的研究文獻，這是我最大的缺點。希望讀者與評者，不要以為我能「消化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平添我虛偽的光榮！」(Y 43p245~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