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18日 星期五

佛說就「對」 vs. 「對」佛才說

佛說就「對」 vs. 「對」佛才說

佛教所說的道理,是佛教內部的真理?還是佛教說出了真理?換個方式問:所謂的真理,是因其為佛陀所說,還是其本身是真理,佛才說之? 

這背後涉及到兩種理解佛法的方式,第一是信仰傾向,因為佛說所以一定是對的,另一則是認為因其本身是對的,所以佛才說之;後者的觀點顯然較為理性,著重正確真實來理解佛法,前者相對而言信仰意味濃厚。 

在宗教信仰中,此兩種理解方式並存,一重視虔誠信仰上的真,另一強調客觀實然上的真,大致對應於「信行人」與「法行人」兩種入道方式。 

就信仰立場易於自圓其說,如以下問答:

「佛法所說都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佛法是佛所說。」

「為什麼佛所說的都是對的?」

「因為佛法說佛所說都是對的。」

 ——以上顯然是自圓其說,在哲學上又稱乞求論點(begging the question),又有稱作「循環論證」,事實上未必得以說服他人。 

在初期佛教裡更重視的是實然真理,意即佛法不是佛陀所創造發明,而是佛陀所驗證發現的,此一道理無關乎佛陀的存在與否,如經云:「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緣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餘人作。然彼如來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彼如來自覺此法,成等正覺,為諸眾生分別演說,開發顯示」。 

佛法的真理是「自然」的真理、放諸四海皆行,而不片面強調「唯信得救」,以及天啟式密契經驗,是以佛陀之「覺悟者」形象應該被重視,才能體認佛法有別於神教信仰的不共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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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以人類為本而志度一切有情」

人類為本與一切有情的辯證

大乘佛法所顯揚菩薩道的修行實踐,在今日以「人間佛教」的解行模式開展之,亦即「人間佛教」的主張,可說是大乘菩薩義理精神的當代呈現,皆重於深入人間、走入人群的入世修行。然「人間佛教」在現今台灣佛教雖蔚為風潮,然批評仍時而有聞,因走入人間、隨順世間而淺俗化;俗化和淺化似乎是「人間佛教」揮之不去的陰影。然不同的人間佛教固然有俗化之可能,然印順、證嚴師徒二人之「人間佛教」,反而是為了因應、對治俗化;意即,不是印順導師、證嚴上人的「人間佛教」導致俗化,而是正有賴於此一型態的「人間佛教」來防範及導正,使不致於走向俗化,如印順導師著述對於中國佛教的評判反思,其一在於反思俗化的發展。[1]

另外,人間佛教也被視為淺化或窄化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的高度、廣度和深度,認為佛法應是關懷一切有情眾生,怎能僅限定於人間?誠然,印順法師多次強調「人」的身份,在佛教修行中的重要性,表示釋尊之教乃「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類為本」,[2]而認定「人類為本的佛法」。[3]然印順法師雖認為佛法以「人類為本」,但非畫地自限認為佛法僅局限於人的關注,自我矮化而「落於人本之狹隘」(如太虛大師所批評);亦即印順法師之以人為本,但卻不是以之為全部,而是從人類為本到一切有情,[4]因此亦可言「特以人類為本而志度一切有情」。

相似的,證嚴上人雖效法地藏王菩薩的精神,救拔地獄苦難眾生,誓願阻擋眾生在地獄門口之前,使其不受惡道的罪業之苦,而要眾生不受地獄果報,就必須於人間施行教化和度化,使其不致於造業墮落;[5]也因此相對於神秘化、神鬼化的信仰傾向,證嚴上人所引領的佛法知見與佛教修行,即顯發出人間、人文、人道等色彩,當然其中一部份亦是受到儒家思想影響,如《論語》所說的「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 

  事實上,「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類為本」以及「特以人類為本而志度一切有情」,兩語句雖存在差異,但所有表顯的意思應是一致的,只不過重點擺放不同。印順法師強調佛法修學之「此時、此地、此人」,認為大乘佛教之「遍十方法界,度一切有情」,心量雖廣大,卻有「本末先後」之辨,否則「言高行卑」,反而荒誕不切實際,因此而說「釋尊之為教,有十方世界而詳此土,立三世而重現在,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類為本」;然事實上,其應無異於「釋尊之為教,詳此土而有十方世界,重現在而立三世,特以人類為本而志度一切有情」,看似不同重點的強調,卻是表達一致的意涵。 

  這也符合佛法「人身難得」的基本認知,認為善道太樂不想修行,惡道太苦不能修行,唯人間之不苦不樂、亦苦亦樂適合修行;因此其他有情眾生,復回人的身份才易於發心學佛。[6]因此,菩薩即便「眾生無邊誓願度」,或者效法地藏王「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然佛教作為「解脫」而非「救贖」的宗教,度盡地獄眾生的大願,仍有待眾生地獄惡報之苦盡甘來,還復人身才得以度化修行之。此外,所謂的「八難」──修學佛法的八種障礙,都表達出「身不由己」、「生不逢時」等之限制無奈。所以不只是五道或六道之過善、太惡,不宜修行,即便生在「人道」,身處邊地亦無緣親近佛法,以及盲聾喑啞也不利聽經聞法,或因聰明自誤而看輕佛法等,皆成為學佛的阻礙。 

  總之,印順、證嚴師徒二人的「人間佛教」並未窄化、淺化佛教的信仰實踐,反而是在現世中追求理想實現,回到人之為人當下的時空場域(「此時、此地、此人」),進而發心立願──「特以人類為本而志度一切有情」,如此成了「人間佛教」之思想實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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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詳可參林建德,<抉擇」與「傳承」:印順和聖嚴對於「中國佛教」的兩種立場>,收在《人間佛教研究》第七期(2016),頁185-190。

[2]《印度之佛教》:「時治唯識學,探其源於《阿含經》,讀得「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句,有所入。釋尊之為教,有十方世界而詳此土,立三世而重現在,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類為本。釋尊之本教,初不與末流之圓融者同,動言十方世界,一切有情也,吾為之喜極而淚。」(Y33pa2)

[3] 可見《佛法概論》:(Y8p4) 對於人間佛教「人類為本」,印順法師在《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亦表示:「在國難教難嚴重時刻,讀到了『增壹阿含經』所說:「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回想到普陀山閱藏時,讀到『阿含經』與各部廣『律』,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而不是部分大乘經那樣,表現於信仰與理想之中,而深信佛法是「佛在人間」,「以人類為本」的佛法。」收在《華雨集第四冊》(Y28p3)

[4] 如印順法師說:「佛法不但是人類的,而且是一切有情的。佛法所要救濟的,是一切有情,所以學佛者應擴大心胸,以救護一切有情為事業。這是佛法的廣大處,如菩薩的悲心激發,不惜以身喂虎(本生談)。然而佛在人間,佛法的修學者與被救護者,到底是以人類為主。如基于自他和樂共存的道德律,殺生的罪惡,對于人、畜生、螻蟻,是有差別的;對于畜生、凡夫、聖人的布施,功德也不同。如忽略這普度一切有情而以人類為本的精神,如某些人專心于放生──魚、蛇、龜、鱉,而對于罹難的人類,反而不聞不問,這即違反了佛法的精神。」《佛法概論》:(Y8p174)

[5] 此可見證嚴上人之《法華經》開示(第789集),網址:https://www.daai.tv/master/wisdom-at-dawn/P12220789 2023.07.31取用

[6] 印順法師說:「佛法雖是為一切眾生的,一切眾生皆成佛的,但仍以人類為本;其他眾生,要到人的地位,才能發心修學而成佛。」《勝鬘經講記》(Y3p2)

2023年7月31日 星期一

「哲人雖遠,典型夙昔」

「哲人雖遠,典型夙昔」

──德晟法師《學問僧的生命書寫》推薦序

作為一位以佛教法義為主的探究者,印順導師思想一直是我心中的指路明燈,自認為是「印順學派」的一員,從印順佛學中找到自身的歸屬。我所推崇的既在於其學問,亦在於其人格──「人菩薩行」的行誼風範,他一生淡泊名利、無欲無爭,所念所想皆是「為佛教,為眾生」。我之推崇其學問,未必是指他博覽群經、著書立說,而主要是他的佛學觀點以及佛法知見乃是我所認同的,我即是順著他的義理詮釋建立起自身的佛法認識。 

聖嚴長老同樣是以品格和學問感召著我,他亦有著菩薩濟世的悲願情懷,長年筆耕不輟、利他度人。我第一本接觸的佛書就是《正信的佛教》,深深啟發我對佛法的好樂,尤其曾經的親近因緣,如1995年參加過長老主持的大專禪七,又在1998年受菩薩戒於農禪寺,所以長老也是我的師父,賜與我法名「果霑」。是以佛教思想的歸趣我雖以印順導師為主,卻始終感念著聖嚴師父。 

兩位當今高僧大德的佛教立場與佛法詮解未必全然一致,互有異同而各顯特色,如相對於印順導師重視印度佛教純正法義的回歸,聖嚴長老更強調中國佛教宗門法脈的傳承,尤其看重如來藏佛性思想。要略的說,印順導師和聖嚴長老都提出佛教復興的觀念和方法,如印順導師強調原始佛教和初期大乘的精神理念,跳脫中國佛教視角來重新反思中國佛教,聖嚴法師則主張以中國佛教傳統為根基,吸納不同佛教文明來助益中國佛教的發展。                     

雖然兩人佛法意趣不盡相同,甚至明顯不同,但是不同不代表必須對立,反而可以在差異中刺激反思,甚至進一步欣賞之。而我之所以推崇聖嚴長老,即是他雖未必全然認同印順導師的佛學觀點及佛法判攝,但是他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寬廣胸襟,即便有所保留,卻仍廣泛吸收、謙卑學習,把印順長老思想當作其重要的學佛養份,進而依此來改良中國佛教、改善佛教徒的信仰品質。 

我曾在論文中表示:兩位法師之間表面上確實很不一樣,但振興漢系佛教的方向可說是一致的。或可說,兩人是同一作業流程中的不同步驟,印順導師首先從奶水中分析其純正原料或元素,告訴我們那一部份是對健康最有幫助的,而那些是水或調味料等次要成份;聖嚴長老在印順導師研究成果的基礎下,就原有奶水中,多加對健康有益的純正原料進去。換句話說,印順導師從摻了水或調味料的牛奶中,提煉出精純的部份,而聖嚴長老則是從摻了許多水或調味料的牛奶中,加入更多精純(原汁)的牛奶。──以此來看待印順導師的抉擇純正法義與聖嚴長老的傳承宗門法脈,兩人的對立性未必如此明顯。 

現今不少傳統中國佛教的擁護者,對印順導師的著作與思想心懷芥蒂,甚至群起否定而拒斥之;這其實大可不必,我常舉的典範人物即是聖嚴長老,正因觀點不同,所以更應好好認識、深入學習,從不同想法中擴大對佛法的理解。 

當代兩位高僧有諸多相似特質,如同為大陸渡台僧侶,身形瘦弱而體虛多病,然皆深懷慈心悲願精研佛理,以佛法的義學思想作為修行弘法的重心,且兩人先後取得日本學位而有「博士比丘」頭銜,都以弘揚人間佛教、實現人間淨土為核心信念價值等。 

本書作者德晟法師敏銳的觀察力,發覺到兩位僧人的相似性,博士論文即以兩位高僧的自傳為研究主題,深入分析各自的文本書寫,指出「學問僧」即是「菩薩僧」,從事學問研究的背後乃是源於大乘佛教的信仰關懷,意即是菩薩道的實踐,不是純粹為學問而學問,卻是為身心的淨化與道業的理想鑽研學問。 

德晟法師文筆流暢而心思細膩,透過自傳的生命解讀,析探兩位高僧心靈深處的點點滴滴。如描繪到捨俗出家之際內在的心理感受,以及兩人出家多年後重返大陸故鄉,不管是舊地重遊或者俗家重訪,都顯發真摯的情感波動(如再見自己家人的親情撞擊),可以看出他們雖理性探索學問,但同樣感情充沛、情意真切。然如此真情流露在其思想論著的背後卻少為人知,而本論文細緻地指出了這些生命過往,讓人感知「學問僧」亦有至情至性的一面,此也相應菩薩行者情深義重的人格特質。 

綜觀此書,大致有四個特點及貢獻:第一以當代華人佛教領袖的自傳作為研究對象;第二從自傳分析中關連到生命敘事、生命書寫的價值關懷;第三論述學問探索背後特有的佛法修行範式;第四析述兩人出生背景、學思歷程、困境挫折、修道體驗,乃至角色扮演、方向定位等各自特色。整體而言,這是一本豐富而深刻的專著,以現代的學術方式為「高僧傳」研究提供另一種取材線索與取角視野,成為探研當代高僧傳記重要的參考著述,塑立生命史歷程、修道傳記的研究範式。 

在此除向德晟法師表達恭賀之意,也盼能在兩位高僧生命經驗的行誼啟發中,一同生起「哲人雖遠,典型夙昔」的自期自勉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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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意義之轉化

「供養」意義之轉化

靜思精舍的修行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過著克勤克儉、自給自足的農禪生活,不接受外界供養。 

然古代中國叢林道場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並沒有不受供養之說;換言之,即便是自力更生的農禪修行,不代表不接受供養。相對的,佛教僧人(尤其是比丘)即稱為「乞士」——「乞食於人,以資色身」,此外阿羅漢另一別稱是「應供」,結使除盡、得一切智慧,應受天人世間之所供養。 

僧人向外界化緣布施實由來久矣,經典中亦記載佛陀是托缽乞食,如著名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1] 

僧人作為三寶之一的「僧寶」,乃佛法中的「福田」,因此不受供養,似乎跟佛教供養三寶、供養僧人之既有傳統是相互違背的。台灣不少寺院,雖也推崇「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自力更生」等,卻未說不受供養,如佛光山和法鼓山僧團即是,僧眾猶然接受信徒(施主)供養,而同是主張「人間佛教」,為何會有此差異呢? 

事實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未必只是中國佛教傳統所特有,這樣的精神可說承續至釋迦牟尼佛時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印度佛教可說是「一日不修,一日不食」——僧人之修行即勞作、勞作即修行,甚至修行即生活、生活即修行;唯有在道業上精進修行,才受得起十方的供養,象徵著佛教清淨自持、精嚴篤實的信仰實踐。 

然靜思僧團不受供養,絕非自命清高,而是以「慈善」為主的修行法門,所作的一種選擇。任何的善款捐助,都盼能以高道德標準來嚴正看待,不希望起人疑竇,有一絲一毫挪為己用的嫌疑。 

可知不受供養,並非否定供養,畢竟慈善救助之錢財或物資募集,取信於人、讓人放心之財務分明,乃是第一考量。因此靜思僧團即便接受供養,也都轉為行善助人之用,因此就某個向度來說也不是不受供養,而是所供養的不用在僧團自身,而是透過僧團轉傳出去,把捐款者的心意昇華擴大,將供養僧寶的「敬田」化為扶貧濟弱的「悲田」。[2] 

是以靜思僧團之不受供養,可說是轉化了供養的意義。事實上,靜思精舍師父們雖不接受外界供養,卻也時常布施供養,除了日投竹筒外,每天為靜舍的志業體同仁燒飯做菜、施食供餐給大眾即是。此外,若有其他法師來到志業體看病或者求學,僧團基金也往往會有一定的經濟支助,也就是自己雖不接受供養,卻也樂於供養別人,而這就是靜思僧團一貫以來「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家規道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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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BETA 2023.Q1, T08, no. 235, p. 748c20-24)

[2] 對於供養,如證嚴法師說:「雖然我都說我不接受供養,其實在精神上、人力上,慈濟人無所求地付出再付出,做我想做的事,這不就是對我的供養嗎?」證嚴法師解釋供養有兩種:「一種是以物質供養『生命』,另一種是以心力供養『慧命』。慈濟志業是一個慧命,大家為這個慧命盡力,就是用『行為』來供養我,給我精神力量,所以我也是接受供養。」詳可參《行願半世紀》第一章第二篇「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頁19-24。

從「見苦知福」到「見苦悟道」

從「見苦知福」到「見苦悟道」

「見苦知福」是證嚴法師常說的一句話,看到別人受苦,從中知道自己是幸福之人。換言之,我們往往「人在福中不知福」,總要看到命途多舛的人,才會察覺到自己的有福,對比出自己是幸福的。

證嚴法師不只認為要「見苦知福」,而且表示要惜福、再造福,儘可能幫助一切遭逢苦難的人,擴大自己的福外,也增進他人之福。

事實上,不只是「見苦知福」,佛法更要人「見苦求道」、「見苦悟道」。

兩千五百多年前印度悉達多太子走上出家修行之路,即是看到皇宮城牆外的生老病死,因著人世間的憂悲苦惱而出家修道,誓願離苦得樂,可知「苦」與「道」是密切聯繫在一起。

佛法的「四聖諦」即是環繞在苦的觀照中,從苦的思維探索苦的原因,進而如理如法修持,最終達到苦的超越,如此「見苦悟道」而得解脫,成了佛教信仰實踐的核心;不管是聲聞乘觀自身苦、修止觀求解脫,或者菩薩行緣眾生苦、修六度證菩提,皆是「以苦為師」、「見苦悟道」。

見苦悟道、悟道滅苦,如《般若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當中「見五蘊空、度一切苦」,即是悟道滅苦,相對而言亦是見苦悟道,如實知見苦的本質(空)而啟悟成道。

佛弟子因「苦」的切身體會,了知佛法的可貴,走上求道修道的歷程,也在此歷程中時時感到踏實與心安。

說法與說教

說法與說教

「說法」是為了傳法,傳法是為了渡化眾生,透過法的智慧滋潤啟迪人心,使其心開意解。 

「說法」初分兩種,所謂的「理入」與「行入」,或者「解門」與「行門」;「解門」是聞思的義理知解,「行門」是修證的心性涵養。若以簡易的語言來說,「說法」的理入或行入,猶如「以理服人」或「以德服人」兩種教化、感化方式。 

一個說法者,即是一善知識,其可能是思想取勝,亦可能是道行深厚。如印順法師在《成佛之道》所述,善知識有五個特點:「趣入正法者,應親近善士,證教達實性,悲愍巧為說」,或依戒定慧三學修持的證德,或為深入經藏、成就多聞的教德,兩者之「行入」或「理入」,都是對於諸法實相的通達(「達實性」), 且不只是自己有修有證、廣學多聞,還要有慈悲心及方便善巧,如此得以說法度眾,令聞者轉迷為悟。 

倘若沒有義理慧解的知見涵養,又沒有心性修養的實證功夫,則一個人的「說法」恐成了「說教」,可能只是「鸚鵡學語」,或是意識形態的強加灌輸。 

可知,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會說法,都能「善說法要」,如果思想訓練不足,或者道德人格高度未及,都難以把佛法內涵確切地傳遞。因此任何的說法者,或者所謂的「法師」,不免要切身自我要求,從解、行二門去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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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台灣人

善良的台灣人

善良是外國人對台灣人的普遍印象,而善良的特質之一是單純,然單純另一負面的理解是比較愚昧好騙,台灣的詐騙相當猖獗,我想跟台灣人的善良很有關係。 

我自己也常收到詐騙電話,或說信用卡扣款出問題,罰鍰未繳清,或者電信繳費異常,或者突說某某親人來電、出車禍等。 

一次有位陌生男子打來,直接叫我舅舅,說我是否還記得他,我覺得莫名其妙,畢竟我的姪子姪女都還是小朋友,我跟他說我沒有姪子、沒有當舅舅,他馬上把電話掛了。 

這樣的詐騙電話想來很誇張,但在台灣卻四處橫行,看來台灣人真夠天真、也真夠善良,放任詐騙集團恣意行騙 ;只不過弔詭的是,既如此善良又何來這麼多騙子? 

偷竊和強盜是透過蠻力甚至暴力才能得手,詐騙只要賊頭賊腦即巧取豪奪,就「技巧」而言,詐騙自較為高明高段,儘管是粗糙的謊言還是都有台灣人相信。 

台灣人的單純善良是好的,但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否則良善只是對自己和他人的殘忍,被賣了還幫人數點著鈔票。

2023年7月16日 星期日

寫作如唱歌

寫作如唱歌

寫作對一些人來說是件享受的事,然而對不少人而言卻是苦差事,尤其是學術性的論文寫作,初踏入研究生涯的學子常有此一感受。 

然而寫作時而如唱歌一樣,都是一種內在的抒發與想法的表達,關乎個人心境的呈現;因此,不管是寫作或唱歌,都要能樂在其中,也就是不管文章寫得好不好、歌唱得優不優,只要在過程中自得其樂,那也就夠了。 

不少研究生剛開始學習寫論文,被很多的學術觀念所束縛,彷彿「邯鄲學步」,原本熱愛寫文章的都變得不知如何下筆,然而人文學科的論文寫作亦是文章書寫,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不只如唱歌,也像走路一樣,應該是輕鬆自在的。 

只不過進入專業歷程,不免精益求精,不管是論文寫作或者文學創作皆是如此,猶如歌唱比賽,所重視的不只是天份、才華及興趣,還有技巧和努力等,也像模特兒的走秀一樣,若要脫穎而出,就必須在同行競逐中呈現技藝經驗。 

一旦專業化到相當程度,已難有優劣之分,而主要是各顯所長,就像同是巨星級歌手的Whitney Houston和Celine Dion之間,難以分辨孰高孰低,只能說各具特色。 

對一般人而言,雖不能唱得像歌星一樣好,但不代表我們不能唱歌,就像我們游泳技巧遠不如游泳選手,但我們還是可以怡然自得的在游泳池或溪邊、海灘享受玩水的樂趣。 

同樣的寫作亦然,雖然寫得不好,但只要寫的過程中是愉快歡悅的,這本身就有莫大價值;在這樣心情之下,再去求文章的深度與品質,先求有再求好。 

思想性的論文寫作或也如此,盡可能每天或每幾天寫一點東西,持之以恆的成果累積,加上相當時間比例的精修和細改,我想一篇論文的誕生大致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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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謊言如何可能?

善意謊言如何可能?

善意謊言猶如慈心殺人,慈悲殺人(compassion killing)是否可能?或者更應說如何可能?一般殺人總是帶著惱怒瞋恨之心,猶如說謊是存心欺騙,然善意謊言、慈心或慈悲殺人之不同於一般的說謊和殺人,在於背後一良善動機的趨使策動。

 

例如殺人是為了救人,救人自是緣於一念慈悲之心,如此慈悲殺人的目的是為救人,只不過必須透過殺人作為手段來救人。如此之殺人,純然想到是救人,慈悲殺人實則也是慈悲救人,而救人之為善行,慈悲殺人在此特定脈絡下亦可以為善,或至少不能全然視之為惡。

 

是善、是惡除了動機外,即是否出自善意或慈心,另一衡量準據是行為所帶來的結果。如果慈悲殺人是為了救人,最後也因殺人而救人,而且所救明顯比所殺有更好的結果、達到更大的益處,此慈悲殺人可以肯定之而視為是正確的。

 

相對的,如果所殺付出的代價遠不及所救達成的效益,例如犧牲數十個人的生命僅為救一平民老百姓,這顯然不合比例原則,絕難以視之為善行,僅是好心腸的浪費,只是「錯誤良心」(erroneous conscience)或所謂「慈悲沒有智慧」的表現。

 

可知,權衡一行為的道德性,就行為動機、行為本身以及行為結果之「初善、中善、後善」之整體來衡量,殺人或說謊所作的行為或行動本身,主要為「中善」之環節,其僅是工具或手段,對、錯端看動機是否純正以及結果是否最佳化,在「初善、中善、後善」三者之相稱權衡,來決定是否採取殺人或說謊等特殊手段。

 

總之,善意謊言、慈心殺人,其作為善意與慈心在動機上自是沒有問題,然另一考量在於謊言與殺人之行為,是否足以達致最佳結果、最大效益,真足以助人與救人,否則善意與慈心恐成為說謊與殺人之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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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慎虔誠的論文寫作

以戒慎虔誠的心學習論文寫作

學術訓練的重點之一也在於心性的調伏;大多數人未經學術洗禮,行事作風(包括寫文章)往往隨隨便便、馬馬虎虎。過去我在研究生階段,所培養的心態之一就是慎重其事,如今我也常跟研究生分享,必須調整心態來面對學術,不只以莊嚴的心面對學術,也要以戒慎虔誠的心面對學術。 

「戒慎虔誠」是證嚴法師常說的一句話,從《中庸》「戒慎恐懼」轉化而來,意指戒慎不一定要恐懼,但確實需要虔誠,也因此對於慈濟師兄姊的論文寫作,我也以「戒慎虔誠」相互勉勵,願以此來面對學術。 

師兄姐來這邊讀書、寫論文,試著為所愛的慈濟做一點事,關心的不只是知識學問,還有生命的關懷與信仰的實踐;既不是為名、也不是為利,而是為了探求神聖真理,追求美好的人生境界,如此「道心」就必須在學習的過程中呈現。 

「道心」呈現在學習過程中,「戒慎虔誠」是必須的;如果跟一般人一樣,僅從世俗角度看待這學習過程,已然失去意義,因此強調學術訓練即是心性修養。 

事實上,不只是學術的洗禮,任何專業的養成都是一種心性調伏,因心性調伏而展現專業素養;我想證嚴法師「用心即是專業」,也代表虔誠之心所發揮的驚人力量。 

在「戒慎虔誠」中,看到「用心」二字──從格式的展現、文句的表達、架構的條理、論述的嚴謹、創意的呈顯等,點點滴滴皆中規中矩,如此把論文寫作也當作信仰追尋,宗教研究所的生涯才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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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專制

民主與專制

人世間價值可說都是相對的,有其利就有其弊,反之亦然,政治制度也是如此。雖然當今世界情勢,或者西方意義下的先進國家,都傾向於自由民主,而鄙視專制政權,然而在民主國家也因意見分歧、各有立場,在「票票等值」的前提,即便是一件好事,也往往是好事多磨,必須多方溝通取得共識。 

民主尊重每一個體自由,強調人之所以為人的主體尊嚴,重視人權及多元差異。相對的,集權國家視群體優先於個體(至少主政者如此認為),一旦被認定是有利於公眾的好事,國家公權力即強勢介入、貫徹執行,在好事的促成上變得較有效率。中國大陸能在短時間有飛快進步,大概是社會主義國家意志呈現的結果。 

或可以說,專制政權的領導人,若可以落實「選賢與能」的賢能政治,亦即不只有能力而且還有賢德,在萬眾一心、群策群力底下「好事少磨」;相對的,意見分歧的民主社會,也往往因備多力分,花不少時間對峙又溝通,無形中也相互折騰耗損。 

如同胡適所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意味著在民主國家每個人都要有很好的修養,成熟的民主也建立於高素質的人民,否則民主易流於民粹,任憑政客譁眾取寵、坑蒙拐騙而已。 

相較而言,一極/集權國度即便「民智未開」,但只要「明君」、「哲學家皇帝」指引明路,帶領走向正確方向,人民順應與服從,此國家亦可能富裕強盛,平民老百姓也可過得不錯,猶如古代帝王時期傳言的「太平盛世」。 

然而民主國家是儘可能讓所有人「民智大開」,共同去決定自己的未來,選擇想過的生活,將國家前途操之人民手上。 

無論如何,我仍願生活在一自由民主的環境裡,每個人可以盡情發揮自己,享有言論、思想等多重自由,畢竟對一個哲學工作者,沒有什麼比言論和思想自由更可貴的。

說理與說教

說理與說教

在研究所讀書作研究、寫論文,所訓練的是論述說理之能力,然而一些同學長年的宗教背景,慣於單方面接收訊息,缺乏思考訓練及理路推敲,也因此寫起論文,相對於說理更像是說教,把自己所信仰的照本宣科寫在論文裡。 

說教,用意在於勉勵、期許,甚至是包含規誡、命令,然而說理卻重於反問、分析和論證。例如我們跟小孩說「要好好讀書,做一個好學生,當一個好孩子」,這比較像是說教的期勉,但若跟他討論「為什麼要好好讀書,做一個好學生」,以及「如何好好讀書,如何做一個好學生」等,這個就較是說理的過程。 

說教是已然得到定論,就是如此、不需懷疑,也毋需多所論究,比較是獨斷式的。固然說教可以是一種精神喊話,給人信心的振奮,然而把自己的信念放在論文裡,是沒有太多說服力的,這樣的論文讀起來索然無味,罕有學術價值。 

人文性的學術研究之所以寫成論文,所重的在於說理,或者強調的是論理,包括論說、論述和論證等,不只是言之有物(說什麼),也要言之成理(怎麼說)。 

相對的說教,往往是同一觀念反覆環繞,講不出一所以然來,不斷自我催眠的同時,也想藉以催眠別人,然而對方可能需要的是被說服而不是被催眠;洗別人的腦之前,自己的腦必須清楚明朗,否則恐是自曝其短。 

適逢期末,這一陣子審閱校內外同學們的論文,有感而發有了如上想法。雖然研究者都可看出真切的信仰,但應用在學術論文上卻必須暫時「懸置」,火熱的心透過冷筆來靜思,情感含蓄而有所保留,寫出來的才叫做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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