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6.25
Thurs.
依苦樂經驗而有道德善惡
人的一生可藉生、老、病、死來概括，而絕大多數的人皆欣樂生、厭惡老病死，然有生即有老病死，生的同時已然預取了老病死苦的一天，此乃事理之常。而老病死之所以令人討厭害怕，疼痛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而這樣的痛，若再加上我執及貪瞋習性的運作，將更強化「苦」的感受。相對的，倘若老病死的過程中沒有痛苦，老病死未必令人畏懼，可知相對於怕死我們很可能更是怕痛。同樣的，如果殺一個人對方不會痛，是否會減輕殺人所應承擔的業報、後果或法律責任等，以及影響我們道德對錯的評斷呢？例如偷盜、搶劫、強暴、欺騙等惡行，若不帶給人傷害感受，或者受害者本身沒有痛苦的感覺，如此道德評價是否有所不同？這些都有助於我們思考苦痛或疼痛經驗與道德判斷的關係。
道德起源在西洋哲學史上始終有諸多討論，從古希臘時期亞里斯多德「目的論式」（teleological）的倫理學觀點，到17世紀英國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社會契約說」（social contract theory），[1]乃至現今結合演化論和自然科學（生物學）等所提出的道德理論，如所謂「神經倫理學」（neuro-ethics）、「自然化倫理學」（naturalized ethics），都有著多元而深刻的觀點；[2]然而對於道德的來源，亦有不少觀點支持情感（或感受）和道德的密切關係。
例如18世紀英國哲學家休姆（David Hume）在「後設倫理學」（meta-ethics）中被歸為是「情感論」（sentimentalism），認為理性在道德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相當有限的，道德上的善惡判定以及行為的動力，皆是建立在人們的好惡情感上，亦即相對於理性，情感在道德領域更具有主導性。休姆認為理性固然可發現真理，但真正引發行動的卻是「情感」（sentiment）或「熱情」（passion），依此才有道德對錯或好壞的判斷；亦即，由於人心中的好惡情感，而有各種行為的不同評價。簡言之，休姆認為情感是道德的根基，我們因為感覺到愉悅，所以才對某種行為或品格表達支持或贊成，強調感覺、感受以及情感作為道德判斷之依據，可知道德的起源關涉到「同情心」（sympathy），此同情心是能體會到他人感受的「氣質傾向」（disposition）。[3]此外，19世紀德國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亦認為道德的基礎在於「同情」（compassion），道德是出於他人苦痛的關懷，視別人之苦痛為自身苦痛，而試著避免或減除之，無關乎任何外在考量。叔本華認為唯依同情心付諸行動才有所謂「道德價值」（moral value），除此之外的其他動機都不能言道德，而卻是出自於「自我本位」（egoistic）。[4]
以上略知，休姆之情感論以及叔本華之同情論的倫理學觀點，和東方哲學所強調的將心比心、同情共感，依之而有道德的存在，可說有一定的相似性；[5]或可說人因有感知（feeling/ sensation）或者「意識經驗」（conscious experience），而有一定的「情感」升起，如此情感之不可承受或可承受，關乎良知（conscience）或同情心之樣態。[6]此外，艾耳（A. J. Ayer）等人，對道德判斷採「情緒論」（emotivism）的觀點，也可說是聯結人類心理與道德間的一種看法。近來社會心理學家Jonathan Haidt亦認為人的道德判斷並不是依於「理性」（reason）為先，而是「直覺感受」（gut feelings），指出「道德心理學」（moral psychology）的第一個基本原則是「直覺優先，策略思索其次」（Intuitions come first, strategic
reasoning second.），說明我們大多數的行為都不是有意識思考所做出來的。[7]而這似也說明情感、感受和理性、理智在道德層面皆扮演重要功能，只不過強調同情共感在道德上的優先性時，並未忽略理智的重要，只是依先後順序而言情感應是前置於理智的。[8]
另外，「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理論直覺告訴我們，帶給別人痛苦是道德上錯誤的事，因苦樂經驗而有所謂的道德判斷。雖然其理論有不少待商榷空間，但早期邊沁（Jeremy Bentham）以苦、樂等感受，作為思考道德問題的進路，確實與一般人的道德直覺或常識有貼近之處。而此一傳統沿襲至今，亦有倫理學家主張動物同樣能感受到苦樂，[9]因此應視為人類道德規範所需權衡之對象（即便動物本身不受道德規範），如Peter Singer即以此來證成動物解放、動物保護的必要，認為隨意剝奪動物生命，令其感受到痛苦，即是道德上瑕疵的行為，他所謂的「利益同等考量原則」（the principle of equal consideration
of interest），或也可改為「苦樂同等考量原則」。[10]所以，疼痛經驗與否可為日常道德判斷的基礎，使得道德評價具有實質意義，同時也由於苦樂感受的存在，人類的道德實踐以及價值實現才成為可能。[11]
總之，道德行為出自於「道德感」（sense of morality），而道德感來自於對於「他人福址」（wellbeing of others）的考量暨同理共感或同理心（empathy）[12]，所謂的良知所指涉的不外乎道德感，而意識經驗密切關乎道德感或「道德意識」（moral consciousness）的運作。東方宗教或哲學著眼於道德感、道德意識，或者所謂的「道德良知」（moral conscience）、善惡業報、價值關懷等，已然視意識經驗為確鑿不移的事實；但現今主流學界意識研究很少觸及良知的考量，易使意識研究產生一定的缺口，[13]而得以從東方吸取可能的思想養分來助於深度探索。
*摘自拙作《心識與解脫：對比視域下的佛教心意識理論》（Mind, Consciousness and Liberation: A Comparative Look at Buddhist Theories of Mind and Consciousness）預計2020年10月出版
[1] 霍布斯認為，人類社會未形成道德之前乃處於一「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而可為所欲為，但求「自保」（self-preservation）又是每個人的本性，任何理性的個體為保有自己最大利益，即以「契約」（contract）方式建立一定的道德規範，而產生出道德。關於霍布斯的簡介及理論，中文資料可見林火旺，《基本倫理學》（臺北：三民，2009年），頁313-328。
[2] 此可參考Frans B. M. de Waal et al., Evolved
Morality: The Biology and Philosophy of Human Conscience (Leiden: Brill,
2014).
[3] 以上休姆「情感論」之初步介紹主要參考自：林火旺，《基本倫理學》，頁197-231。在休姆的啟發下，18世紀蘇格蘭哲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同樣也是持情感論立場，對「同理心」作進一步申論，當中涉及良知、道德判斷以及德性之討論；詳可參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NY: Dover,
2006).近來情緒、情感與道德關聯性的討論，可參Carla Bagnoli ed., Morality
and the Emotions (Oxford: Oxford UP, 2011).
[4] Arthur Schopenhauer, The Basis of Morality, trans. Arthur Brodrick Bullock (NY: Dover,
2005).
[5] 這樣情感論為基礎的道德理論，早在中國先秦哲學中亦可看到相近觀點，如黃意明指出先秦存在的「尚情」思想，對後世哲學和文藝等都產生深遠影響，「情感」在先秦儒家道德教化上扮演重要功能（「化性由情」），戰國時期郭店楚簡中亦已有「道始於情」之說。見黃意明，《道始於情：先秦儒家情感論》（上海：上海交大出版社，2009年）。
[6] 可一提的是，學界亦有透過認知科學的經驗性研究方法，探討道德判斷和情緒、感受等心理因素的密切關聯，可見Shaun Nichols, Sentimental Rules: On the Natural
Foundations of Moral Judgment (Oxford: Oxford UP, 2007).
[7] Jonathan Haidt,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NY: Vintage, 2013), pp. xx-xxi, 61.
[8] 一如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名言：「美好的人生是由愛所激發並由知識來引導。」（The good life is one inspired by
love and guided by knowledge.）以情感作用為動源並依理智來指引方向。Bertrand Russell, “What I Believe,”
in 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
eds. Robert E. Egner and Lester E. Denonn, p.349.
[9] 從動物具有意識反應可知，動物能感受到苦樂。2012年7月一群重要的神經科學家在英國劍橋大學，做出「劍橋意識宣言」（The
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表示重要證據顯示具有「神經基質」（neurological substrate）產生意識不限於人類，許多動物（如哺乳類動物、鳥類乃至章魚等）皆有神經基質（而有意識活動）。見http://fcmconference.org/img/ CambridgeDeclarationOnConsciousness.pdf，取用日期：2016.10.12。
[10] Peter Singer, Practic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p.61. 可略帶一提，Singer以苦樂感受的反應程度，來判斷行為的道德性，在佛教亦可看到相似的影子。如在「殺生」戒，殺人和殺動物是不同的，在於對苦樂感知的差異。無疑的，動物如牛、羊、豬、雞、鴨、鵝、魚等，都是有情識的生命，身體會感受到痛苦，剝奪其生命即是一種「殺生」，但與人不同的是他們的心智程度低，對疼痛的認知和記憶不若人類（成人），而以身苦為主（不像人類亦還有心苦在內）。換言之，心智暨感知能力愈高的動物，依佛教而言，殺害其過錯（惡業）應會愈重。
[11]
意識經驗所具有的不少特質也與道德特質相似，如意識的內在性、感質性、主體性或主觀性以及不可化約、不可定義、不可傳遞等也是道德的特性。
[12] 可附帶一提，Patricia S. Churchland雖認為道德源於大腦的生物性功能，但仍重於以「同理共感」來解釋道德，可以說道德不過是同情共感之生物性反應所成。詳參Patricia S. Churchland, Braintrust: What Neuroscience Tells Us about
Mor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12).
[13] 意識研究關涉到道德哲學之探索，或者意識問題與價值問題連繫在一起，一直是東方哲學的取徑方向。一些西方學者如哈里斯亦認為我們意義、道德和價值等概念，皆預設意識存在的真實性，視此為「不證自明的」（axiomatic）；亦即因為有意識經驗才有所謂的道德、價值和意義之探索。Sam Harris, Waking Up: A Guide to Spirituality Without Religion, pp.78-79. 及Sam Harris, The Moral Landscape: How Science Can Determine Human Values (NY: Simon & Schuster, 2011), p.41. 但此觀點哈里斯只是約略提及，仍待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特別是從東方的觀點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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