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6日 星期日

學問傾向

2020. 7.23  Thurs.

學術性格

在佛學研究上,最常提及的是「哲學」和「文獻學」雙軌並進的研究方法(如吳汝鈞所言),這已然是學界共識。當然兩者兼顧之相得益彰、相輔相成,自是最好不過的,但「魚與熊掌」之間不可兼得,該如何取捨是好呢? 

哲學重於「講得好」,文獻學強調「講得對」,如果「雙軌並進」的構想得以充份實現,則「講得對又講得好」一定是最理想的,相對的「講不對又講不好」自是最不樂見的。當兩全不能其美,面對「講得對但講不好」,以及「講不對但講得好」的兩難抉擇,吾人以哲學進路的現代化研究,傾向認為「講不對但講得好」或許會優於「講得對但講不好」。 

「講得對但講不好」,對於生活世界的實存問題無所助益,講對了又如何呢?似乎只有文獻學上的價值,而未必具有現實生活的真實功用。相對的,「講不對但講得好」,創造出多元的詮釋,讓義理有所翻新、有所推展,讓人開闊眼界寬闊心靈,似乎是更值得讚許的。而事實上,從佛教史來看,思想不斷的轉化、演進是必然過程,如智者大師的佛學詮釋即是一個明證。 

雖然「對不對」較易有客觀性,「好不好」恐更多是主觀的,但透過問題的回應和解答,亦可以使「好不好」的主觀判斷得到一定的客觀憑藉。此外,「講不對」有程度上的差別,只要合乎根本教理教義(或至少不違背),大處著眼、小處多元,應是無傷大雅的,如此才得以言「創新」。 

「哲學」容易天馬行空,「文獻學」顯得拘謹保守,兩者各偏一邊,也因此「雙軌並進」的平衡、制衡之道,一定是較好的,只不過又有多少人能同時兼有兩者之精良訓練呢?也因此許多佛教思想研究者必須在兩者間作一偏重,或重於此、或偏於彼,而我自有我的學術性格及學問傾向,由此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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