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傾向

2020. 7.23  Thurs.

學術性格

在佛學研究上，最常提及的是「哲學」和「文獻學」雙軌並進的研究方法（如吳汝鈞所言），這已然是學界共識。當然兩者兼顧之相得益彰、相輔相成，自是最好不過的，但「魚與熊掌」之間不可兼得，該如何取捨是好呢？ 

哲學重於「講得好」，文獻學強調「講得對」，如果「雙軌並進」的構想得以充份實現，則「講得對又講得好」一定是最理想的，相對的「講不對又講不好」自是最不樂見的。當兩全不能其美，面對「講得對但講不好」，以及「講不對但講得好」的兩難抉擇，吾人以哲學進路的現代化研究，傾向認為「講不對但講得好」或許會優於「講得對但講不好」。 

「講得對但講不好」，對於生活世界的實存問題無所助益，講對了又如何呢？似乎只有文獻學上的價值，而未必具有現實生活的真實功用。相對的，「講不對但講得好」，創造出多元的詮釋，讓義理有所翻新、有所推展，讓人開闊眼界寬闊心靈，似乎是更值得讚許的。而事實上，從佛教史來看，思想不斷的轉化、演進是必然過程，如智者大師的佛學詮釋即是一個明證。 

雖然「對不對」較易有客觀性，「好不好」恐更多是主觀的，但透過問題的回應和解答，亦可以使「好不好」的主觀判斷得到一定的客觀憑藉。此外，「講不對」有程度上的差別，只要合乎根本教理教義（或至少不違背），大處著眼、小處多元，應是無傷大雅的，如此才得以言「創新」。 

「哲學」容易天馬行空，「文獻學」顯得拘謹保守，兩者各偏一邊，也因此「雙軌並進」的平衡、制衡之道，一定是較好的，只不過又有多少人能同時兼有兩者之精良訓練呢？也因此許多佛教思想研究者必須在兩者間作一偏重，或重於此、或偏於彼，而我自有我的學術性格及學問傾向，由此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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