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宗共祖」!?

2019. 2. 8  Fri.

「八宗共祖」!?

印度佛教所闡述的阿含、般若、中觀與唯識等思想，對於中國佛學的實質影響為何，應值得進一步探討。例如龍樹古來在中國被尊稱為「八宗共祖」，理論上應對中國佛教的開創影響最深，但是中國佛教所重視的圓融未必是中觀學之主要特色。

相對於此，相傳為馬鳴所造的《大乘起信論》，在中國佛學史所扮演的重要性當遠高於龍樹的《中論》；如我們可以深入探討《大乘起信論》與佛教中國化的關係，[1]卻難以從中觀、唯識為線索，來析探其與「佛教中國化」的聯繫。[2]

雖然整個中國佛教的開創，如天台、華嚴、禪、淨土等，傳統以來視為是龍樹中觀學影響下之承傳，但龍樹與中國佛教之間可說是「交深言淺」。意即中國佛教徒雖皆推崇龍樹菩薩，但對其思想未必有深度接觸，因此龍樹隱約之間被中國佛教所忽略乃至割捨。

如龍樹中觀學的開宗之作《中論》，其所依據的《阿含經》及《般若經》的思想，在中國佛教祖師大德的判攝下，地位皆不太高；[3]其中《阿含經》於天台判教後，在中國佛教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近一千五百年的佛教史中乏人問津。因此，如果說中國佛學深受龍樹中觀思想影響，則其實質的影響應是有限的。[4]

相對的，中國傳統哲學所蘊涵的和諧、合一思想，再與佛教如來藏思想合流，確立中國佛學的思想基調，而與龍樹的「緣起性空」有所歧出（當然這樣的歧出亦可說是一種「創新」、「創造」）。此時龍樹「八宗共祖」之稱譽，對中國佛教而言恐流於「敬而遠之」的尊號，只是形式上的宣稱而未必是實質上的繼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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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參考龔雋《大乘起信論與佛學中國化》，臺北：文津，1995。雖然大多數都會認為龍樹對中國佛學有深遠影響，如萬金川說：「唐代以後，龍樹的地位更加崇高，在中國的十宗裡被推為八宗的共祖，中國佛教的思想幾乎都直接、間接和龍樹有關，這多少可以看出龍樹的中觀思想給予中國佛學的影響。」見《中觀思想講錄》，嘉義市：香光書鄉，1998，頁173。但如果真要論究、比較對中國佛學的實質影響成份，馬鳴（《大乘起信論》的作者）應是高於龍樹。

[2] 如在中國佛教宗派裡，具代表性的天臺宗，雖說與龍樹中觀學密切相關；但實際考察後，將發現兩者有顯著的不同。如吳汝鈞《天臺佛學與早期中觀學》結論中指出，智者雖繼承自中觀學諸多觀點，但其差異性遠多於其聯繫性，其中從智者「中道佛性」的真理觀，即可得知。見Ng Yung-Kwan, 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adhyamika,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185&187.

[3] 雖然智者的「一心三觀」源自於龍樹之《中論》，但智者教判下的阿含與般若經典，都不是究竟之教；不是教法程度較低的小乘法，就是通向別、圓二教的過渡教法，皆非圓滿究竟之教。

[4] 於中國淨土宗居開創地位的曇鸞，也視龍樹為淨土宗的開創者與「易行道」的宏揚者。曇鸞在〈讚阿彌陀佛偈〉中，曾以「本師龍樹摩訶薩」、「南無慈悲龍樹尊」等，表示對龍樹的崇高禮敬；但是考察龍樹《十住毗婆沙論》對難、易二道之判，卻皆與龍樹本意有一定的出入。如龍樹在《十住毗婆沙論》中斥責求「易行道」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T26, p. 41, b1-2)換言之，就龍樹本意，易行道是對怯弱眾生所開的方便道，龍樹所宗仰的仍是大乘難行之正常道。而淨土宗祖師無意（或有意）的強勢「誤讀」，使得龍樹與淨土宗有著緊密關係。

[5] 萬金川亦認為龍樹「八宗共祖」之稱恐流於「虛名」，真正傳承、弘揚龍樹思想仍相當有限，萬金川表示：「雖然在漢地佛教的傳統裡，龍樹被尊為「八宗共祖」，地位極其崇高；但是，若就思想層面而言，在中國佛教史上，除鳩摩羅什及其門弟所弘傳的「關河舊學」之外，事實上並無專肆弘揚龍樹思想的學派存在。諸如「三論宗」或「天臺宗」，雖然在思想上與龍樹中觀之學的關係至為密切，但是正如印順法師（民六十二，頁三九）所曾指出的，此二學派在思想上仍是綜合性的學派，而並非純然的龍樹之學。就漢譯的龍樹著作而言，固然有遲至趙宋之間才譯出的《六十頌如理論》，但是諸如《迴諍論》早在北魏時期已然譯就（依〈序迴諍論翻譯之記〉的說法，本論譯出的年代是東魏孝靜帝興和三年，亦即西元五四一年），卻未曾給予漢地中觀思想任何實質的影響。事實上，除《中論》、《大智度論》與《十二門論》外，漢地學者幾乎全然無視於龍樹的其他著作。」見《中觀思想講錄》，頁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