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名教可樂

2018. 8.2  Thurs.

自有名教可樂

古代士大夫所重在於「從政」與「問學」兩方面，如《論語》中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其中「優」原指為「悠」，代表悠然、悠閒之餘力，而今多以優異、優秀作解；無論如何皆顯示政、學兩者間的密切關係。

事實上，以悠然餘力來理解「優」應是更為恰當的，試想古人所說的「三不朽」，能勉力做到其一即屬相當不易，更何況兼具二、三；因此既要「立功」又想「立言」之「政學兩棲」而有所成，幾可斷定是不可能的。

也因此，在我還是學生時代，就有老師表示：如果要讓一個人學術工作少有進展，乃至於停滯，就讓他多接一點行政要職，這意味著學術研究和行政服務猶如魚與熊掌，往往只能擇一；或者最多是以一為主、另一為輔，來平衡及兼顧兩者的關係。

我也記得有學界前輩對我說過，愈沒有學術能力的人愈想當官，愈是要汲汲營營於此，藉以得到肯定。反過來說，一個在學術有傑出表現的人，他對行政工作往往興趣缺缺，或是抱著「隨緣」的態度──「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以這樣的心境與立場自處之。

我自認為自己的學問性格大於政治性格，兩者若擇其一，我當然是選擇深研學問。然而這未必代表我們的行政能力不足或比較差，一如德國哲學家康德給歐洲啟蒙運動下一個扼要界說：「勇於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理性」，如果我們長年的思考訓練不是失敗的，則哲學思想的啟發與陶冶，應是有助於公共事務的面對、處理。

然而就如愛因斯坦所說「政治只是一時，方程式卻是永恆」（Politics are only a matter of present concern. A mathematical equation stands forever.），陳寅恪說：「 文章我自甘淪落，不覓封侯但覓詩」，面對繁瑣事務的牽繫羈絆，唯有「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才能在學海中作更精密、深入的思索，而不免要作出「去彼取此」的抉擇。

宋儒張載年輕時喜談兵學軍事，有一天進謁范仲淹，范對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爾後張橫渠勤讀儒道佛三家典籍，終成一代大儒。誠然，如果找到自己的所長所好，找到生命重心安頓處，其它都是其次，甚至微不足道。同樣的，學者一旦安止於學術工作，自有學問知識可樂，在真理探索中得到快慰，仕途又何足掛心？甚至「終生不仕，以快吾志」，益顯心志之超拔飛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