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意識的涉入

2021. 3.26  Fri.

「道德」意識的涉入

　　舊天人關係經「軸心突破」後有「內向超越」的轉變，哲學家依自己的精神修養重新理解天人之間，其中「道」與「德」的涉入或參與，亦可說是其中重要的環節。如余英時根據《左傳》記載天命轉向內在的最早證據，楚莊王認為得到九鼎這種神聖祭器即可獲得天命，但王孫滿卻告知「在德不在鼎」，即天命的取得不在於「鼎」卻在於「德」，此把「德」之「品行」與祭祀神器相提並論、分庭抗禮，已有以「德」取代「巫」之內在轉向。[1]

　　「德」取代「巫」猶如前所說「心」代替「巫」之功能，「德」和「心」密切相關應是可以想見的；如「德」之竹簡古字為「惪」（直心），此或有表示「德」為直通天道之心的隱含意義，此如《莊子˙人間世》說「內直，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即藉著「內直」──人心中的德，每個人都可為天子。[2]因此，我們可藉下表之對比來顯示「新天人關係」之間「道德」的涉入：

舊天人合一之巫通神鬼              新天人合一之心與道合

　　如余英時所說，「天」指超越的領域，「道」則是流行於其間的精神實體，二者是分不開的，而「心」屬於「人」的這一邊。[3]而「心」之概念突起，應和周初「德」的觀念流行有關，使得「天道」向「人道」移動，「禮樂」型態也從早期「事神」之媒介，擴大為一套「人道」的秩序，但這樣的「人道」秩序仍是以「天道」為模本。[4]如此「天道」向「人道」移動，即是春秋時期精神內轉運動，形成以「修心/德」為中心的傳統。

　　換言之，在春秋時期「軸心突破」所形成的「內向超越」，最典型的展現就是「修德」，其間「德」的涵義已經發生變化，即從西周時期與王朝天命相聯繫的外在的「德」，逐漸轉為個人化、內在化的「德」，形成所謂「以德配天」說，即掌管天下的統治者若有德，將會到上天的庇佑，領得天命，使春秋時期各國統治階層亦對於君臣之「修德」有很大的信仰。這種個人化、內在化「德」的精神內向運動，不但長期持續，而且還一直擴展，余英時認為到了孔子以「仁」說「禮」，將「禮之本」歸宿於「仁」，並以「仁」統攝諸德，如說「克己復禮為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等，系統化的重新闡釋「德」的意義，才正式開創了「內向超越」，除奠定孔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也深遠影響後代哲學的發展。[5]

總之，經軸心突破後，道與心或德合一，人不再需要向外祈求神鬼，精神從外託走入內轉、內向的時代，至此道德行為（「德行」）成為主要關注。[6]此精神內轉之內向超越，可從《論語˙述而》「天生德於予」、《中庸》「天命之謂性」、《漢書˙董仲舒傳》「道之大原出於天」等字句看出，乃至到宋明理學家所說之「天地性命相貫通」（張載語）、「理得於天而具於心」（朱子語），[7]都可看出同一理路的延續或承傳，而成了中國哲學顯著的特點。

*摘自拙作《心識與解脫：對比視域下的佛教心意識理論》第五章，2020年11月台大出版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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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英時，〈天人之際〉，收在余英時著，程嫩生、羅群等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頁15-16；余英時，《論天人之際》，頁240。

[2]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頁125-127。

[3] 余英時，〈從「遊於藝」到「心道合一」：《張充和詩書畫選》序〉，頁176。

[4]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頁94。

[5] 以上皆只是略說，對於孔子在軸心突破暨走入內向超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春秋時期精神內轉之「修德」運動，詳可見余英時，《論天人之際》，頁89-110、229-248。

[6] 可以說，在「軸心突破」前，人出自於對神鬼的畏懼而有道德行為，但在「軸心突破」後，人依著道德行為而無畏無懼於神鬼，持「敬鬼神而遠之」的明智態度。

[7] 不只張載、朱子，其他如程明道：「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陸象山：「宇宙即吾心 吾心即宇宙」、「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以及王陽明：「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者，天地萬物之生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等亦也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