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10. 17 Mon.
學也是一種做
在講求實踐篤行的慈濟團體中,作為一個以思想探究為主的學者,我自己頗感慚愧,總是說多做少。身為佛弟子,我當然知道要「學佛」而不只是「佛學」,但或許是「知易行難」,所以很多道理都是觀念上的理解,遇到實際困難時,還是有諸多煩惱。
不過,我因在學而心安,透過聽聞、思維佛法智慧,即便遭逢瓶頸,也不會讓自己困頓太久,可以儘快找出通路。
其實知識在佛教修行中並不是必要的,特別就解脫道來說,然而就菩薩道而言,便顯得異常重要。
換言之,在大乘佛法中,知識的追求象徵一種承擔,雖無關乎解脫,但在度化眾生、闡釋佛法上發揮重大功能,這也是幾乎所有高級宗教一定有教理教義之研究,如在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為神學,在佛教為佛學,乃至於創辦神學院、佛學院等;這如聖嚴法師說:「一個偉大的宗教,應該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是信仰的實踐,第二是理論的基礎,第三是學術的研究。」(見《聖嚴法師學思歷程》台北:正中書局,1994,頁195。)
換言之,在大乘佛法中,知識的追求象徵一種承擔,雖無關乎解脫,但在度化眾生、闡釋佛法上發揮重大功能,這也是幾乎所有高級宗教一定有教理教義之研究,如在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為神學,在佛教為佛學,乃至於創辦神學院、佛學院等;這如聖嚴法師說:「一個偉大的宗教,應該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是信仰的實踐,第二是理論的基礎,第三是學術的研究。」(見《聖嚴法師學思歷程》台北:正中書局,1994,頁195。)
事實上,上述三個條件應可簡化成兩個,意即理論與實踐,用佛教的話是「解行並重」、「教證雙資」。
教理教義研究之重要,舉例來說,如因應科學發展日新月異,對世界的解釋推陳出新,諸多認識與古老宗教記載或有出入,甚至大相逕庭,此時宗教應如何自處?又例如現今社會面臨的各種難題,如道德和法律上的紛爭:死刑、安樂死、墮胎、代理孕母、同志婚姻、基因複製等,到底宗教人士所持立場為何?又如何就自身教義中,提出令人信服的洞見?而不予人保守、落伍、封閉等刻板印象呢?
隨著人類文明不斷演進,時代考驗著宗教,宗教能否正視潮流作出回應,檢測著每一個宗教及宗教領袖們的智慧。在這裡我不得不讚嘆十四世達賴喇嘛,在知識巨變的年代,他始終以開明、多元和進步的心態,密切和科學社群互動,讓佛教信仰暨思想贏得不少好感乃至認同。
可知,作為一位菩薩行者,知識是重要的,乃至是必要的,「菩薩當於五明中學」,說明了這個道理。所以問題不在於要不要讀書,重不重學問,而是為什麼讀書、為什麼向學?
所謂「菩薩為眾生學」,為利益眾生而廣學一切,因此求學不(只)是為自己,更是為利他和度眾。一如印順法師所說:「為自淨其心而學,為利濟人群而學,不作世間學問想。」
慈濟人始終做得比別人多、做得比別人好,但相對而言,說得比別人少,這可能是一種缺憾,容易在一些環節上吃了悶虧(去年「消慈」風波或是一例),特別現今社會特別強調表達和論述。
慈濟人「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精神令人激賞,從身體力行中切身體會道理(「藉事會理」);但可稍作補充的是,學的本身也可以是一種做,意即「學即是做」(learning is doing)。
如為人熟知的玄奘大師,他的學問與人格已然合而為一,不只是知識上的成就,亦也是人品典範,不只在佛教歷史,也不只在中國歷史,亦也在世界歷史中備受推崇;在我看來,近現代印順導師的學問與人格也是一例。
如為人熟知的玄奘大師,他的學問與人格已然合而為一,不只是知識上的成就,亦也是人品典範,不只在佛教歷史,也不只在中國歷史,亦也在世界歷史中備受推崇;在我看來,近現代印順導師的學問與人格也是一例。
總之,「解行並重」是佛法修學的理想,任何佛弟子都應該在這兩者中取得平衡,即便有不同偏重,卻也不能偏廢。因此我希望決心獻身慈濟的年輕同仁,若時間、精力允許,力行實踐之餘也在經教上下工夫,厚植佛法暨世學涵養,乃至攻讀更高學位,以充實慈濟的義學人才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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