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方法應用在佛學研究上的見不見

2017/12/20　Wed.

史學方法應用在佛學研究上的見不見

印順表示他探求印度佛教史實而作出不同時期之劃分，以及分判大乘有三系，這與古德教判相通但抉擇取捨不同，乃因於他是從歷史觀點而論判的。[1]印順之強調「以史論經」，迥異於傳統佛學之重經輕史，不同於太虛、歐陽竟無等人之佛學探究進路。[2]但印順並沒有「以史代經」，仍強調佛法研究的宗教性暨佛典的神聖性，如龔雋所說「對佛史之探究與聖典之解釋經常是穿插而又互補地進行」[3]，這著重史學方法的佛學研究路數，其間利弊得失頗值得析探。

就印順而言，判教的客觀性或可信度，當建立於歷史真相如實描繪的基礎上；然而歷史書寫是否全然信而可證，還是取決於不同人不同角度、立場或切入點而有不同理解可能？[4]此外，歷史重建過程中，人物觀點的取捨及材料的選用等，都決定可能的解讀與認識，重建成為某種重構（重新建構），而未必如實反應史實真相。[5]

再者，佛教如同其它宗教一樣，所關注的是超越的彼世，當中存在「超現實」、「超時空」（或「異次元」）的維度，而史學的研究對象只能限定於現實的此世，卻不能橫出經驗界以外事物。尤其現今的歷史研究進路，猶如其它學術研究一樣，科學方法一直是其中特點，「科學的史學」受到多方重視，[6]如胡適所言「以科學精神整理國故」，這固然使研究上更趨於理性、客觀，然而能否以科學方法來研究宗教，或存有疑慮空間。

如此，歷史學研究方法背後，似已牽涉到宗教與科學之間的張力問題，而這又是一個更複雜的問題。[7]對於印順重於史學方法的研究進路，頗值得深度探討之，其中涉及到佛教歷史觀暨時間觀分析，以及印順對歷史暨歷史研究方法的立場與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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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為：「探求印度佛教史實，而作五期、四期、三期，及「大乘佛法」三系的分判，與我國古德的教判相通，但抉擇取捨不同，因為我是從歷史觀點而論判的。」＜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收在《華雨集第四冊》( Y 28p17)

[2] 如龔雋說：「在經史學的關係方面，作為兩系第一代學人（太虛與歐陽竟無）都重在傳統佛教經學研究與書寫的方式下，有限制地運用近代知識史學來研討佛學，即以經學或義學為首，史學為輔；而到了第二代（印順與呂澂）則在經史之間更多地側重於以史化經，經為史學之方向了。」見龔雋＜經史之間：印順佛教經史研究與近代知識的轉型＞，《法印學報》第二期，2012/10，頁27。

[3] 完整為：「在經史關係上，印順以史論經，但並沒有以史代經，而仍然本於宗教性認同而堅持經典的神聖性面向。在他的看法中，佛教聖典是歷史中形成的，但既然是聖典也就同時具有超越時空的道涵藏於中，從流變的歷史當中去闡解出這超越的道諦，就是傳統解經學所要達成的目的。印順在經史之間雖然更傾向於史的探究，但是他研史的目的仍然是為了回轉到對聖典之道的理解上來。從他學術書寫來看，他對佛史之探究與聖典之解釋經常是穿插而又互補地進行的，而且他佛史研究的重心，也比較集中在對聖典集成和流變的研究上面。」龔雋＜經史之間：印順佛教經史研究與近代知識的轉型＞，頁51。

[4] 一如共產黨與國民黨對1949年前近現代中國史有諸多異解一樣，兩黨對張學良亦有不同評價，可知歷史（之成敗）時而隨人好惡而界定。此外，歷史記載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然而新大陸一直存在著，當中住民也自始至終生活在那裡，何以言發現？只不過歷史往往以強勢文化的認定為據，存在一定預設立場乃至偏見，而能操控著解釋權。

[5] 如此「研究歷史」和「詮釋歷史」雖是兩回事，一個重於「是什麼」，另一則是「理解成什麼」，但如果無法嚴持分際則歷史研究可能成了歷史詮釋。

[6] 關於「科學的史學」的介紹說明，以及相關回應反思，可見余英時＜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收在《漢學研究通訊》第三十四卷第一期，2015，頁1-4。

[7] 佛學研究進路的方法論問題早在西方世界多所討論，中文概述可見林鎮國〈多音與介入：北美的佛教論述〉及〈中觀學的洋格義〉（談「方法論的爭辯與多元化」），收於《空性與現代性》，頁159-180及頁202-204。